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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专访文字实录

        作者:核实中..2012-07-26 16:56:56 来源:网络
          记者: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采访到的是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先生。施院长您好!  其实海派书画渊源流长,大概在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呈现了很多海派艺术大师。  我们上海中国画院的成立背景是什么样的?  施大畏:上海中国画院是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国务会议上批准的两个画院之一,一个是北京画院,还有上海中国画院,当时是为了保护传统的文化,解决这批有名艺术家的生机问题建立两个画院,在北京和上海各建立油画院。  记者:当时成立画院的时候,您说一些有名的艺术家。当时您说有哪些有名的艺术家(丰子恺)?  施大畏:翻开我们画院的历史我查了一个资料,我们当时任命的院长、副院长名单,院长当时有丰子恺、副院长有贺天健、潘天寿、傅抱石、王个簃等等,当然尽管是1960年正式成立傅抱石先生在江苏画院,潘天寿先生在浙江,当时这批画家都云集在上海画院筹备当中,所有南边优秀的画家都集中在上海中国画院。  记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长三角。  傅抱石、潘天寿先生是大的海派绘画概念?  施大畏:其实海派文化是包容的文化,海派的来源离不开浙派的文化背景,也离不开江苏文化背景,加上上海特有的开放城市的本色结合成为海派。所以我刚才说海派是世俗文化的特写,所谓世俗文化就是现实主义文化,当时1840年鸦片战争上海变成开放城市以后,对外开放、对外交融变成城市的特点。  第二因为是开放的城市外来文化比较多,建立一种消费的市场,所以市场的建立推动了海派艺术的发展,这就是历史背景。  记者:当时您说是生机的问题,当时画院成立是不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施大畏:当时我们的画院政府给的待遇相对比较高,我觉得也说明政府对艺术家的关心和爱护。  记者:从这次活动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来看,上海中国画院今年已经是50年了,上海中国画院在海派书画发展的历史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施大畏:其实中国的文化一直是两块,一个是京派代表传统文化,还有开放城市以上海为代表的海派,代表相对开放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加起来是我们中国文化整体的面貌。比如说海派的文化吴昌硕、任伯年这种绘画风格自然而然影响到北边的艺术家,文化是隔离不开的,在自然与不自然当中互相交融,这两种地域特点不同产生两种艺术风格的不同,不同的艺术风格加起来就变成很完整的中国艺术的形象,所以我说我们这次办展览就想说明这个问题。  南北文化(海派和京派文化)加起来交融了代表我们中国完整的传统文化。  记者:其实画院在中国书画发展的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还是非常重要的,在六七十年代它可能是一种凝聚力做集体的创作。在这方面起到怎么样的影响?包括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后。  施大畏:画院这个体制比较特殊国际上没有,只有中国有画院。中国特色这个文化又是我们中国传统延续下来的,古代统治阶级已经有皇室画院,这说明主体的、专业性的研究单位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需要,也就是说这个团队担当了创作主力军的作用,不管是宋代的还是到现在我们的画院都承担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政府所赋予我们特殊的创作任务,艺术除了个性以外还有很大的社会共性问题。  我们承担不单是个性的发挥,更重要承担社会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画院存在的价值。  记者:到了现在您所面临的环境和成立之初丰子恺先生面临的环境、以及后来程十发先生面临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画院的角色有哪些变化,作用是不是也有改变?  施大畏:五十、六十年代我们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油画院,创作的任务政府带有指令性创作的任务。这次展出的吴湖帆先生《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陆俨少先生的《新安江水电站》,谢之光先生的《万吨水压机》,都是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感受积累了不同时代的特色,留下一批宝贵的财富,那是计划经济时代所特有的背景下出来特别的优秀作品。  现在我们改革开放也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画家除了面对政府的创作任务以外,还面对很大的艺术市场局面。  这就说我们的创作思维起了根本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转型,每个人在社会变革当中都不断地转化自己的角色。  我们这批画院的画家区别于职业画家,区别于和画廊签约的画家,区别于大学院校的教授,就是一个公益性事业单位的一种专业创作人员,他所承担的任务、其他画家所不能承担的,起不了主体作用这样一个区别。  所以我们的任务更明显,怎么面对自己的艺术家责任,同时怎么面对繁荣发展的艺术品市场,这就是我们艺术家要思考的大问题,也许里面有困惑、迷盲、徘徊,但是我们的画家经过二十年开放以后,各方面得到政府的关注、扶持、关心、爱护,从简单的艺术家变成了自觉担当责任的艺术家,过去说如果是一种朴素阶级感情的表现,现在完全是非常理性的理解,我觉得这是一种升华。
        记者:画院和画师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施大畏:画院和画家之间发生了变化,过去以为政府养了一批作家为国家创作优秀作品。现在养这个词要重新定位,互相之间关系是互相制约的,上下选择,你可以选择画院,画院也可以选择你,这个时候自己要承担自己的义务,这就是一个新的课题了。  记者: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师(杨正新先生)可能也在高校里面有身份,和画院不是单纯的关系了。  施大畏:多元的文化格局底下我希望我们的画家多承担社会的责任,不单单是待画室里埋头苦干画画的画师,应该和社会更多地交流,应该更深刻地理解社会,他的作品会更打动人民,被这个时代所接受,所以我们的画家承担了许多画师有的社会责任,我觉得这是一种开放的表现。  记者:上海中国画院比较早进行体制改革,这方面有一个招聘制和签约制?  施大畏:我们上海中国画院最早思考改革单位,我们从98年开始就实施体制改革将近十年。  我们这个画院有过一个特殊经历,我们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建造一栋大楼,大楼的建立为大楼的成长决定许多内部机制的转换。这个问题自然产生了我们想往前走的愿望,再说海派文化的特点就是创新。  我们上海中国画院五十年如果说用两个字来描述它,每一代的领导艺术家在“创新”两个字方面思考这个问题,从98年我们画院开始思考画院的内部机制转换或者说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也沿着做一种尝试、探索,03年变成中宣部的文化体制试点单位,我们在98年到03年五年之间摸索出一些经验。比如刚才说签约稿酬工资制、画家的聘用合同制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进行升华,从过去一般行政上的劳动工资关系转换,变成自然而然围绕艺术创作规律来思考问题的机制转换,从03年我们又提出了“创作课题制”一个新的方法。  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从艺术上凝聚,而不是从行政上管理?  施大畏:我们改革的目标就是为了出人才、出作品,出好作品、出好人才这是我们改革的目标。  我们03年推出课题制的改革方案,就是为了通过招标的方案(创作任务招标的形式)来完善我们政府采购的收藏作品。  因为我们面临市场经济,不能把五十年代命令画家创作好的作品出来,我们以前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要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用国家收藏的形式把艺术家好的作品收藏到我们的博物馆、画院留给我们后代。  这么一个改革的方法,通过这几年的摸索我觉得这个方法行之有效,在一个新的形式下用一种招标的形式激励大家创作,通过政府采购形式使大家的作品藏在国家的博物馆里面,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也是一个商业的方式。  记者:前一段时间针对吴冠中先生提出的“奖与养”的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养的问题,大家展开了探讨,“美协”、“画院”的体制究竟存在有没有意义。您刚才也说我们的改革从行政上的管理越来越少了,画院工作是不是变得越来越轻松,以致于大家认为画院有没有必要存在。  施大畏:他曾经发言说画院的改革挺好,当时在报纸上表扬了我们画院的改革方法。  吴老先生提出在当今的新形式下,每个单位都必须思考观念的转换,提这么一个课题,美协和画院的存在价值在什么地方,要通过我们这一代努力去表现它。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做北京画院、上海画院五十年,就想说明这五十年我们画院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体现了我们五十年的社会发展、五十年的文明史,这批作品是通过什么机制来保护创作呢?通过画院、美协这个机制,但是市场经济产生以后肯定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我们当领导的人去思考怎么样用自己的行为去克服负面效应。  我觉得吴冠中老师提的问题是给我们在任领导一个新的任务,也给我们一个新的挑战,你的体制存在合理不是我自个儿说而是社会说,我们一直在和艺术家聊,我们当今的艺术家社会价值在什么地方?大家重新思考,到今天个性张扬的时代里面,都讲共性的提醒,这是对艺术家的要求。  我觉得吴老先生提了这么个问题,他提出了存在的需要或者不需要的问题,但是他提出了我们发展的问题。五十年的画院发展到今天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怎么发展要靠我们大家认认真真坐下来研究,可能建立一种新的创作激励机制、用人机制,可能今后的五十年会更加辉煌。  记者:我们回首五十年经历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肯定画院的作用。因为在当时计划经济画院还是有它无法替代的一面,那么在未来的五十年里或者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您有什么打算?  施大畏:其实我们一直想一个问题,多元的文化格局底下我们这批主力军、主流,怎么去体现价值,不管从作品的内涵还是创作的手法都面临一个新的挑战,这就说我们不能老躺在自己的辉煌历史上沾沾自喜,我们必须思考绘画面前思考我们本身的不足,这是一个最理性的想法。我和艺术家一直在聊天,我说一个伟大的民族从来不在嘴巴上说,在伟大的面前思考怎么发展,我们五十年的画院很伟大、很辉煌,它的辉煌不等于我的绘画,我们这批人怎么往前走,这是个新问题。  这些新问题我觉得从我个人的感情,画院是必须承担而且能承担好能够代表我们民族特点的有时代风貌的、有国际性的、有民族性的一批作品,我们有优厚的条件、宽松的政治氛围,是任何一个地方不能替代、比拟的这么一个群体。  假设有一个很好的创作激励机制,我想在这种氛围底下必定会出现好的作品,大家都能认真、冷静思考路该怎么走的时候了,我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经过了八五思潮艺术的探索、我们又走到世界的前沿,我们应该很清楚我们在什么位置上,我们的路该怎么走。  所以我觉得我很有信心,画院毕竟是国外所没有的,有总比没有好。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有了就利用好有利的资源发扬光大。  现在我们画院已经不能全部代表社会的艺术形象,但是它可以代表一个主体、主流或者用过去那种主旋律角度表现它,毕竟代表这一块领域的艺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艺术品,我觉得这很重要,中国人必须表达中国自己的事。
        记者:您说得是相对于当代艺术的活跃?  施大畏:当代艺术必定会存在,就像姑娘们每天翻衣服一样是时尚,时尚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当代最后留下的经典要靠我们在探索、总结上变成一种经典,我觉得整个我们在这个缤纷世界里面大家分分类,分分跑道,我就是定位做一些苦的活、艰苦的活慢慢变成一种经典,年纪轻走当代艺术我觉得挺美,这是我们一个窗口,一个国家有很多窗口,当代艺术代表一个开放的窗口,我们这个窗口代表文化积淀的窗口。  许多窗口加起来就是一栋建筑,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  记者:中国书画您刚才也提到了当代艺术,我们主体或者主流的地位是不是受到了当代艺术的挑战?  施大畏:应该说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任务,如果我们艺术家不研究当代,我们就会被这个社会边缘化。因为面对艺术不是我们老头,而是一批年纪轻,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我们的艺术品必须让年纪轻的人理解、喜欢。  第一,我们怎么引导。第二,我们怎么去体验整个社会。  我们怎么去体会年轻人的世界,这是我们不老的老年人应该去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一直说我们中国画、西画为什么存在,合理性在什么地方?它有什么东西可以我们借鉴的?或者说我们的艺术有什么弊病,保守的东西怎么克服,这样我们可以互相前进,永远是当代和传统的东西,过五十年还是这种格局这就是社会。  记者:和一些美院的老师在交流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也会有抱怨,包括生源方面,现在可能年轻人对国画并不是那么喜欢或者喜欢油画绚丽的色彩,喜欢当代艺术的新鲜性。  您的儿子也在进行中国绘画方面的创作,您对他们这些年轻人有什么样的期望或者要求?  施大畏:我在画院也在带学生,我的心态就是第一,宣传我的艺术观点,能够尽量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引导他们。第二,很真诚地在他们身上学习东西,这样使我自己不老,使他们懂传统经典。在这个上面我觉得经典的东西是要通过时间来磨合,年级轻的人也会一天天长大,也会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不等于年轻人想的东西都是代表非常正确的,前卫的、积极的,他自己也不断地修整,我们是相对保守但是比较稳健,但是缺少革命性,我觉得这是互相关系。  这个互相关系把握好了,年纪轻的人在我们身上学到东西,我在年级轻人的身上都学到东西。大家前进整个社会这时候就很健康。  记者:我们这次上海中国画院和北京画院联合举行五十年的活动,一方面因为当时成立是周恩来总理一起批,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要联合起来势力更加强大展现在大家面前,应对当前的一些趋势和潮流?  施大畏:现在我和明明做这个展览,我们地域文化特点完全不同的两个画院,加在一起可以完整地表现中国文化传统整体的面貌,这对于我们两个画院可以互相学习,我和画院说画家提出大家思考,我们是合作、学习、总结、发展。  合作是有合作,两个院有六百多张画展出。北方的画家传统文化传统积淀也多厚,我会去总结一下。  比如说我说北京思考的问题宏观性比我们上海多,我举三个例子。  非典的时候我们艺术家都捐款办展览,他出了一本书写集。对于非典时期的书写集留在我们共和国的史册上,他组织北京艺术家在非典时期画了很多画里面,把非典这个过程用速写的方式留在了这个史册上。  第二个在中国美术馆去年做个展览,我当时看我也有作品去参加。我觉得提出三农问题的背景底下,中国美术馆的策展收藏艺术品表达了对农民这个问题的关注,对农民这个问题自己的情感,这就是北京文化的特点(远大、宏观)。  我们上海如果一个艺术家不把很敏感的社会问题变成自己一种创作题材的话称不上好画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包括俄罗斯的列宾,毕加索画《格尔尼卡》,这个问题在当今的多元的文化格局底下应该理直气壮提出艺术家创作的任务,这也是画院的创作任务:关注时代、关注社会。  记者:上海的画家显得更小资一点,生活化比较强。  施大畏:世俗文化的策源地,这也没办法。  记者:这是要和北京画家学习的地方。  施大畏:心有多高画的作品有多大,我觉得和艺术家说我应该走出这个小圈,看看一个大千世界,这个大千世界人是如此的渺小,人的能力有限为大千世界做些事情就显得很伟大,要不然把自己小资做大还是小,这是一个做人价值的问题。  记者:上海是中国画院,北京就叫北京画院。这也是一个区别?上海中国画院没有涉及到油画的部分?  施大畏:上海还有一个油画雕塑院,我们画种分得比较细。原来北京画院也叫北京中国画院,后来六零年的时候把油画雕塑纳入变成北京画院,我们在六零年成立了油画雕塑院,上海有两个院,一个是上海中国画院,一个是油雕院,我们承担中国画的创作,油雕院承担油画、雕塑的创作,是这么一个格局。
        记者:其实现在这种艺术流派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我们在近现代创作当中可能有海派、京津画派、浙派,您觉得现在的流派和风格还那么重要吗?  施大畏:风格我觉得应该归纳到地域性上面看,北京就是北京的地域,南京是南京的地域,浙江是浙江的地域,上海是上海的地域。  我曾经想过北京、西安、洛阳、南京、杭州都是很传统的脉络延续下来的,都是我们的古都包括杭州也是南宋古都五十年。上海就是个开放城市,原来是个滩后来变成码头,这种格局告诉我们今天北京和上海联手,码头承载的可能性或者发展的必然性,我们传统文化对码头文化上的重新升华,这两个东西加在一块讲了半天这个派、那个派离不开民族,在今天民族文化这种大框架下去研究风格的话更宏观些、更宽容些,大家的心态更好一点。我们不是像三十年代军阀割据的心态,我们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  记者:可不可以理解我们现在是一个个的艺术家民族的心态,具体里面怎么分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  施大畏:在整体对艺术思想很追求的底下可以百花齐放。  记者:现在艺术家的创作虽然都是海派,您和韩硕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这也是当代中国书画的一个特点?  施大畏:整个世界的特点,信息社会、网络时代我们都免不了受这种影响。  记者:现在的状况下上海的中国书画或者新海派在全国占到什么样的地位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施大畏:这个问题说不好,我觉得大家都在探索。探索民族性同时探索世界性,在民族语言特定的情况下考虑语言的国际性,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可能上海会走在前面一点。因为它的祖宗留给它的遗产有这种东西,这可能和北京有点差别,但是北京的当代艺术也做得非常红火、也做得非常好,也是世人非常羡慕的一种现象。  记者:您指得是中国书画的创作?  施大畏: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关于中国书画应该放大,放成材料上的区分,这可能会更加宽容一些。  记者:把中国书画直接放大成水墨?  施大畏:也许我们探索的路会更宽。  记者:放这么大,一个判断标准就很难去统一了?  施大畏:这又是一个新课题了,我现在画的东西可能和传统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和我原来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怎么走到这份上了,这就是一种发展。  记者:在您的创作中好象更适合表达很有气势,反而有了油画、水彩的感觉?  施大畏:有时候我总觉得我们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不单从空灵的角度去思考艺术形象,反过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加宏大一些、厚重一些。因为过去我们的祖宗,文人画没有要求我们这么做,这次五月份我到山西运城特意去看壁画,我觉得元代的壁画竟然有四米高、一百米长,这么宏大的艺术作品给我们当代艺术家一个启发,我们的艺术家是不是也可以做这种创作担当起来,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这样的作品,这就是重新提起一个创作课题,很朴实、很实在,但是往往又会被别人遗忘,这就是我们当今一种多元文化格局底下负面效应,因为节奏太快,所以忍不住要被市场诱惑、名义诱惑,如果画十年、二十年画了一张四米高、一百米长的画可能要有些毅力,在当今社会格局下是不是能够有这个心,忍得住这个孤独有这种毅力,这是对我们这批艺术家新的要求。  本质的必须这么做,但是现在我们都忘了,好象觉得可以暂时不做,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应该马上做起来。我们的民族还得需要艺术家记录这个时代,这就是我当院长的一个任务。  记者:这个回到前面的问题去了。  您刚才说创作的创新或者是发展可能会有人提出疑问,是不是离传统中国绘画越来越远。  我们这次展览也有像卢辅圣这种形式的水墨创作,仅仅是用水墨的工具创作出来就是中国书画了吗,能体现出中国传统书画的内涵吗?  施大畏:这个问题应该让我们的后人去评论,我觉得百花齐放,大家用各种形式表达,至于成败与否让后人去评判,就像我们这次展出的林风眠和齐白石一样,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都变成经典,一个是传统文化做到极限,一个是东西文化交融开辟出新的路子。  不管你怎么走把这个事情做到极限,做到头总是一种伟大,我觉得齐白石把传统文化做到极限,里面的质朴对生活的热爱、理解、完美的笔墨表现,我觉得做到了极限。  林风眠用西方的观念思考中国画画家对事物的一种理解、记录事物的方法,完全是两码事。我觉得也是很伟大的。  我们要选择这两个艺术家就是告诉大家,路都能走通,只不过愿不愿意走,有没有恒心走的问题。
         记者:您刚才提到林风眠先生展出的作品都是画院收藏的,是他当初捐赠出来的。  施大畏:他七八年到香港的时候把一百张画捐给我们画院,这是老先生的胸怀,这批画留在我们画院是无价的宝贝,不单是经济价值上的衡量,更主要是给艺术家提供了一条探索发展的路,这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林风眠的路还好往前走,我和明明院长交流,因为我是第一次拿出来,总舍不得拿出来。  记者:第一次大规模集中展示。  施大畏:我觉得画院现在还要承担一个社会功能——公共服务,藏品如果能在艺术殿堂里头把这个作品还给老百姓去享受这也是挺高兴的事。  记者:我们每年都会进行丹青五百年的展出。  施大畏:美术馆、画院的展厅不单单是艺术家的殿堂,实际上是人民享受文化的一个天地,我们公益性事业单位功能之一。这次把他的作品拿出到北京展出,我觉得能让北京的市民看一下也挺好,了解一下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丰富多彩,了解南边文化的发展轨迹,我觉得研究海派文化大家都是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提供一个素材、资料。  记者:把齐白石、林风眠两个人做出特展来,当时您和王院长是怎么考虑的?  施大畏:我觉得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  记者:林风眠是海派文化的集中代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施大畏:不同的地域文化特点产生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有一条都是面对他所熟悉的生活。  比如说齐白石先生画的小昆虫,画老鼠和油灯,林风眠画风景,家里的静物都是对生活的理解,直观的生活记录在画里面。把中国画传统文化格局打开一些,中国画往往比较形式,我们怎么把中国画这个形式能够直接表现他所熟悉的生活,提供两种部分不同的范本。  记者:两种不同的范本。  施大畏:一个特点就是表达生活,两种不同的形式,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  我觉得这是反映生活、反映时代就是艺术品根本的目标,这两个画家放在一块把这个问题说得明明白白。  记者:上海中国画院第一任院长丰子恺,您也提到副院长比如说王个簃、傅抱石,还有后面的程十发,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您认为做院长一定得是当时画坛上的领军人物吗?  您也是当代中国书画创作的领军人物?  施大畏:我努力争取但还不知道是不是。  记者:画家这样的身份让您更容易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施大畏:你作为一个院长考虑的问题就会相对大一些、远一点,因为必须考虑中国文化的发展、画院的发展、文化特点的研究、国际上中国文化形象的确立,这都是我们必须得研究的,这是我们的功课。这个东西思考多也许对自己的画风有影响,比如说丰子恺是个学者,他是个翻译家又是音乐家,他的知识结构确定了他可以做画院的院长。包括程十发他很聪明、很勇敢,他把国际表现主义的概念最早地融入到他文人画的创作当中,他很勇敢,很伟大。  比起前两个院长来说我觉得很苍白、很胆怯,是不是好画家还留给后人说,反正我努力去做,也许很好,也许是勤奋的但是画得不好,也许又勤奋又好,我努力大家说些好话。  记者:您作为画院院长本身已经说明了您的艺术地位,公认的艺术成就。  施大畏:一个人的成长有着偶然性,阴差阳错。好运到你头上了也许你会探索一个新的天地,我不是自己的能力强而是机遇。  因为有很大一批遗产,画院的遗产放在我面前,我在这批遗产面前能用这批遗产发展我们的事业我觉得心里踏实也很幸福。  记者:您刚才说上海中国画院的五十年历史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创新”,在这个历史当中体现“创新”两个字有什么措施和改革对您印象比较深刻呢?  施大畏:“创新”我们当时有关良、朱其老先生特意的创作风格,包括刘海粟、林风眠,林风眠当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本身艺术风格就是常性的,延续到我们的程十发,他是艺术风格对自己突破最大的一个,他用一种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他所要想表达的对象不管是山水、画面或者人物。  如果他没有勇敢的创新精神走不到这一步,在程十发院长的领导下我们98年实行体制改革,完善画家和画院关系的确立机制上也是创新,包括我们现在画院接纳了许多北京优秀的画家,因为北京的画家加入到上海中国画院的创作队伍也是一种创新。
        记者:像特聘画家一样?  施大畏:北京艺术家风格对我们的冲击,加厚我们上海中国画院艺术队伍风格的担保。  所以这整个创新应该说也是上海文化特点,逃不了地域文化的影响。北京人来上海讲普通话也很累就是这样的特点。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有关发老的事情,发老前段时间刚刚去世。您觉得他对上海中国画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施大畏:发老当院长完成画院的成熟、完善,他在艺术上我已经讲了,管理上是开放的,在九十年代他就愿意打破画院的围墙,他一直跟我说把画院的围墙拆了,画院要开门办院接纳社会的人才,不能关门。  九八年他开始领导我们搞体制改革,所以他很伟大,他整个在画院里面把自己收藏元代以来优秀的藏品捐给画院是一种高风亮节(包括陈老莲16幅),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领导者,他走了以后我们非常想念他,因为毕竟他对画院的贡献很大,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更重、压力更大。  记者:您和发老日常的交流有没有比较深的记忆,体现画院的创新或者管理上的独特之处。  施大畏:他做事很严谨,我八六年进画院要春季值班,年三十我值班那天上海下雪,十点钟左右老头子到画院来视察工作,他跟我说你们好好看着,画院有一个画库宝贝很多,他说明他对画院的管理很严格,就是把画院当成自己的家去思考。  他九零年发现我们职工房子小,带头拿出25张画换一笔钱去买房子分给职工,当时我看到画很好的一张画,他说要换房子应该画得好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我说程老师我的画乱七八糟,他说别想这个问题画就是乱画,他对年纪轻人的放纵和宽容,对工作的一种严谨形成很鲜明的对比。  记者:他本人也是很风趣、很幽默的。  施大畏:他很了不起,他做院长太小,做局长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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