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核实中..2012-07-03 14:55:54 来源:2008年3月ARTGUIDE/艺术指南
《概》：您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个整齐的动作，好像是喊着口号向前冲，当初您创作的动机是什么？
王：这个动机挺简单，我回国之前在澳大利亚感觉生活学习状态特特紧张，情绪特别低落。因为我在西安的时候就挺压抑的，出国后状态也是不好，从小生长在贫困区，各种压力特别大，体会特别深。回国之后来北京，几个哥们整天聚会，有时还谈起纯精神上的那些话题，都是些事业上刚起步的穷哥们，都没什么钱。最近这几年都好起来了。但是又一个问题来了，就是大家都开始向钱看了。
《概》：如果不考虑到主题，憨态可掬的农民其实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一群人，您觉得通过这个载体表达你的艺术观念是吻合的吗？ 王：我觉得是非常吻合的，我个人的感觉我们的社会发展太快了，我刚回国的时候，感觉到北京一天一个样啦，感觉是一种恐慌，而这种恐慌感不是我一个人存在的。我周围的哥们成天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很低落的，谈论都是房子、车子，而且那时候的压力特别大。后来感觉这个社会发展得太快了，周围的房子突然就起来了，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能达到这个状态呢。虽然我们那时都是很单纯的，我们跟他们那些人比起来不一样，你感觉这个社会每天都在动，新闻每天都在炒，动的不是那种文人纯精神状态，或者创作中哲理性的状态，我觉得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我还是想体现生存状态，我没有考虑哲学啊人文啊，没有大的思想变化。 那个时候我认识圈子里的人很少跟搞艺术的在一起，我认识的一些哥们大都是搞其他的领域。有大学里的老师，或者一些学工科、学文科、学管理的，而现在这帮哥们都在我这儿，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小圈子。我们跟别的艺术家比起来，还是比较单纯的和互补的。
《概》：当时你出国留学，学的也是雕塑是吧？
王：对，在那边学了2年。
《概》：您鲁美毕业，然后在西安美院任教，为什么想到去留学呢？
王：我在西安美院工作时学历还是本科，长期看还是不行，立不住的，再说我对西安那边的工作氛围不是很适应，并不是西安人不好，而是西安那边的整体地域性，比如穷困，观念落后，人与人之间受红色思想的影响，关系根深蒂固，很难融入。我特别不适应，因为我那时候也还比较小，突如其来的打击精神上接受不了，怎么办，学习会改变命运，因为我家没有其他的关系，只能靠自己。在当时出国是一件非常牛的事情，大家伙都在争着往前跑出国去留学，没想到我一下子学习了四年英语，人家才学习了一年、二年的，直羡慕我呢。 其实那时候国内有些地方发展很好。当时鲁美本科毕业后有一个去厦门集美大学工作的机会。如果去了厦门的话，可能就不是这样啦，厦门那地方待遇可能特别好，起码衣食无忧。不过现在回北京后，我特别满足，觉得北京从人的精神状态上还是比较好的，还是比较健康的、积极的。只要你努力，还是可以拿到你自己生存的空间。而地域性的东西，比如沈阳、西安，像这种环境它是一个根深蒂固，难以生存，提不到公平。所以我对现在比较满足，来北京时候我对一切都能接受，所有的成长我都体会到了。
《概》：澳大利亚在雕塑这方面有什么优势吗？为什么会选择澳大利亚呢？
王：说实话，是学费比较便宜，而当初我的英语条件不好，我98年才开始学英语的。
《概》：您在澳大利亚有没有什么创作？
王：在那时我只是搞了一些装置性的东西，我那时候主要是为了完成学业。
《概》：平时和其他艺术家交流吗？
王：我们搞艺术的不怎么交流艺术，这个圈子有很多地域性的，他不是跟你坐下来去探讨一下问题，他主要是发泄，发泄完了就走，没法去探讨这个问题。不过发现跟其他领域的哥们还经常谈，他们实际上很了解艺术，可能对技术上不懂。我这边的哥们有搞策展、有的搞文学的、有搞管理的，都是相通的，很全面。有一个搞管理的哥们，对音乐很喜欢，经常会谈一些音乐。我觉得不应该跟搞艺术的谈，因为跟搞艺术的谈太局限啦。
《概》：现在您的的作品已经成熟，也有很多人喜欢，应该进入一个创作期了？
王：我觉得现在压力小啦，我也在调整自己。就是2004年，那时候状态不好，后来跟香港有一些商业合作，在经济上也缓和了一下，以及国内的知心朋友在一起经常聊天，情绪上也就缓和了许多，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后来有了房子和孩子后，心情就不一样，慢慢没吵没闹。除非有找上我了，要没人找我不会主动出去。我觉得应该是先生存后发展。
《概》：今年有没有什么计划？
王：我今年计划做一次展览，出个画册，在国内露个面，因为以前一直在香港和新加坡合作，在国内没有做过，国内也没有参加过太多展览。跟香港和新加坡没有签约，只是合作。虽然没有签约，但我也不希望跟香港其他的画廊合作，跟香港之外的画廊合作是可以的。
《概》：现在创作和工作有时间冲突吗？
王：我现在状态就是静下心来创作。工作上没有冲突，我们工作时间非常少，我的作品出的也比较少。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奔波，一直没有停。我97年毕业，毕业后就在西安美院教书，教书期间就学英语，主要的精力就是学习，学了好几年英语。01年终于把雅思考过去了，然后出国，我一点基础都没有，却把雅思过了，当时那帮哥们很惊讶。出国又学了两年，压力特别大，语言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那时候就像傻子一样在学校里，脑海里每天都是词，那时候的状态就是这样，就怕有不过的学科然后重修交学费。因为在那个环境下你不努力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回国之后，呆了一年，然后去首师大工作了。
《概》：雕塑的语言有好多种，选择直线一直是你的风格，有没有想过去改变它，而去做另一种风格的东西？
王：目前没有想过，因为现在已经做得很顺手，而且这个风格已经被认可了，都是这么大的，也有很大的，就像放在我工作室门口的那个。 有的时候做东西，过程一直在变，每个人不一样。就像我在宋庄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去的人特别多，包括宋庄的一些人经常带着一帮人去，一个人给我一个解释，我感觉他们理解得特别好，完全超出我的意料，好玩。 有人说，这的确是我们年轻人发展运动中一个共同趋势，一个社会形态，还有人说这只是一种形势上的视觉符号，怎么说的都有，但我无所谓，我的形像就是这样，你改变不了我，怎么说都行。
《概》：您当初第一批作品出来的时候，得到大家的认可，是不是也很有成就感？
王：没有，我当时只是平静了一下，我只是想这回终于出作品了，能生存下来啦。你想我买了两套房子，还等着还贷，我就是很实际。
《概》：您在首师大任教，怎么会在嫘苑找工作室，太远了。 王：嫘苑不是便宜吗，我喜欢这间工作室。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喜欢静，因为我不欠别人，我就是怕别人老是找我碴，我脾气又不好，怕把我自己弄燥起来。
《概》：现在经济不是问题了。
王：是。钱在我的心目中曾经很重要，但是我现在把钱看得很淡，就是现在已经经历过了。那时候钱在心中的重要性无与伦比，因为它涉及到我的现实生存问题。
《概》：在您这么多年的艺术生涯中，有没有特别要感激的人？ 王：肯定有，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我在鲁美上学，上学期间，感谢我那些老师，他们从基础教起，让我终身受益，这是其他学院赶不上的，从技艺及苏联的教育体制上，结构主义的那种，是别的学院读不到的，而老师基本上都是有责任感的老教师，非常好。我们一直在训练技术。接下来是我上西安，在西安我不是感激我们学院的老师，他们的那种关系网，让我看不惯。后来在西安外院认识了四个人，一个是英语老师陈健、英语教育系的寇有为、一个是西班牙外教VANESSA、一个是在读外院成人教育的小哥们罗三林，这四个人在外语学习上给我很大的帮助。最后是在澳大利亚，还要感谢四五个同学和事友。回国后又要感谢我在首都师范大学的院长，他能够欣赏我，还要感谢香港画廊的老板，和我在商业上的七年合作，我在澳大利亚之前就已开始有过合作。
《概》：怎么跟香港老板认识的？
王：我的一件作品在第四届全国美展上获奖了，他从画册上看到，然后他就从我的同学李占洋那打听到了我。
《概》：跟您同期的艺术家里，您觉得您是不是最有实力的？ 王：没有，没有比。不过，在发展中会很有信心的，没有自信心的话，就没法做了，艺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职业，也是一个爱好。
《概》：您现在还在任职，有没有想过，放弃这个职位，专心创作？
王：想法肯定有过，但是我一合计，他不影响创作，跟创作不冲突。我目前教的是雕塑课，只是插到别的专业里的一个课。
《概》：如果跟画廊合作，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合作方式？ 王：什么样的合作方式都行，首先得要守这个行业规矩，我也会守规矩的。
《概》：香港的画廊对你的作品每年有数量要求吗？
王：没有要求，我非常喜欢与他们合作，到一定的时候，他们总是能给我一些机会，马上就给我打电话，我总是很兴奋，他会让你有一个很好的创作状态。你能感觉到他们挺到位，挺细致的。时间长了，你会感觉到他特别尊重你，不是用嘴说，而用实际去做的。
《概》：一个大的雕塑你创作一个需要多长时间？
王：这个时间不好说，有时做一段时间，不愿意做啦，就包装好，放在那里，过个十天半个月，你感兴趣的时候，想做的时候，再把它打开继续做。其实他就是一个更新的过程，是一个创作感觉的过程，这个结果他是没有标准的，但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有时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着急的时候，很快做了一个，当时感觉很好，然后一看不行。还得重来。
《概》：雕塑的拷贝有规矩吗？
王：有规矩的，一件作品最多可拷十二件，自己收藏四个，自己收藏的叫AP，另外八个出售，最多也就十二个，这是国际上的惯例，这是行规。你要是不遵守这个行规，市场就不好做了。
《概》：一年可以创作多少作品？
王：最多也只能做10个。 其实雕塑1个作品也可以做展览，我在澳利亚看到一个展览，是一个女性，她不是一个艺术家，她是学医的。可能是她的心理状态特别好，特别细微，她的作品都放在墙上，都是小雕塑，放了一墙。小雕塑里放了医学仪器，挺好看的，它那也能做个展览，就那么几个，可能跟医生职业的灵感有关系，和那习惯和观察角度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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