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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如歌—北京电视台采访录

        作者:范曾2011-04-04 18:48:29 来源:范曾诗文书画集-论文卷 趋近自然
         这是一个彻夜无眠之夜,是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兴奋而激越的、永足志怀的夜晚—第29届奥运圣火在北京点燃,披衣而起,我写下了一首词《沁园春·咏奥运圣火在北京点燃》:

          火树银花,四海骁儿,勇赴擅场。忆爱琴长浪,霞光映晔;奥林匹岳,神蔼相望。身手非凡,心灵肃穆,动静之间绽众芳。叹奇绝,此峥嵘抱负,正共炎黄。

          神州感化上苍。一百载,能将梦想忘。有匹夫可仰,大洋孤泊;弱邦堪恸,壮志难彰。地覆天翻,亿民振奋,无尽云涛涌八方。鸟巢起,看抟风白鸽,碧落翱翔。

          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时间相当于中国西周晚期,大概在公元前八世纪之末。奥运的精神是团结、公正、和谐。优胜者被拥戴为民族的英雄,音乐家为他们送上歌唱,雕刻家为他们琢为雕刻,《掷铁饼者》或《掷标枪者》,都实有其人。那是一个神性和人性共在的时代,公正博大的阿波罗神庇护着他们,而爱琴海的浪花正映晔着这美奂的人寰。

          激烈的竞争和运动,包含着古代希腊哲学的静穆。你看那雕刻中人像无不是充满着对静穆神性的向往。而这种动与静的统一,正与中国上古之世的哲理邂逅。

          这首词谈到中国百年梦境的痛苦艰难历程,那在大洋孤泊的唯一的勇士,他的背后是一个疮痍满目、备受欺凌的祖国。难道他的在天之灵,不会为今天中国的伟大辉煌,一挥感极而悲而喜的热泪?

          看白鸽从鸟巢起飞,苍穹湛蓝,一个令中国人民自豪的世纪,已经来临!

          中国的知识分子,热切地希望中国强大,能厕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希望我们的母亲不再衣衫褴褛,西学东渐是他们普遍的心愿。知识分子们孜孜矻矻于翻译工作,拼命地阅读一切外来的知识,他们的梦境是中国的强大!一个孱弱的民族,无权在地球上生存。鲁迅和瞿秋白,甚至号召中国必须有斯巴达精神,指望着一个强其骨、坚其志、风其神的民族屹然而起。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胜于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了解。然则,当世界的战略地位已然改变的世纪—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冷兵器彻底转换为热兵器之后,西方于兵器之秘藏者,其东渐可乎?直到今天,西方依其深藏武器秘籍,决不会把新武器交到任何人之手。

          哲学和文学的翻译,并不能使中国人对付船坚炮利的西人,而中国人在思维上的确曾有过轻视械事、鄙夷机心的误区,以为是一种违背天然本真之性的淫巧。

          当然,中国曾经强大过,但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热爱和平,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真正意义的侵略战争。十五世纪中叶明初的郑和下西洋,完全是友好和平之旅。那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船队,倘若当时的荷兰船队遇到它,正是小巫见大巫。然而中国人带给西亚和非洲的是丝织品—莹润而柔和是丝绸的特性和瓷器。中国人仅只要一些淡水上船以为饮料,各国人民所奉上的也是纯净而明澈的清水,那是古代的美妙的交往,很为今天人们的以牙还牙而汗颜。

          西方的浅陋无知的学人甚嚣尘上地诟骂所谓的“黄祸论”,他们说成吉思汗曾征服过他们。然而,那时的蒙古汗国,不是中国,中国与西方一样,也受到蒙古汗国的侵略。至于蒙古人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王朝,当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建元,并追认他伟大的祖父为元太祖的时候,成吉思汗已故去四十多年。我们亦可以西方人比列此事,当英国人通过东印度公司,向中国无耻地偷销鸦片烟的时候,当英法联军1860年寡廉鲜耻地火烧万园之园—圆明园—的时候,西欧之“白”,不是北欧之“白”,在中国,渊博而明事理的学者们  知道,这“白祸”,并不包括今天的东欧和北欧。

          中国在很早时就发明了火药,到元朝人手中,就运用到战争上,发明了火铳,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兵器,宛如我们今天之巡航弹道导弹,西方人望风而披靡。然而善于机事、极富机心的西方人从阿拉伯世界学得火药之后,经过二百年的努力,便更换了所有的兵器。当西方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节来临之后,他们的贪欲之心随之膨胀。近世人类无论是热战和冷战,其策源地永远在西不在东,这是不需仔细证明的。然而中国人为奴隶、为牛马的时代早该结束了,他们若误以为今天的中国人依旧是可以任人宰割的,这就大错特错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步,首先是证明了中国人在正确的政治体制上,有着无穷尽的创造力和极伟大的自信力。三十年弹指一挥,我们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中国兀然成为一个当然的、不可否认的巨大存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给了中国人民理性的自由、契约的自由和心灵情态的自由。

          科学发展观是理性自由的胜果,中国文化从一个不太重视逻辑推演的时代走向全面的科学发展,的确是费尽移山心力。邓稼先、周光召等先驱制造出原子弹,那是人间的神话。而今天中国由于三十年来的长足进步,竟然成为了世界航天大国,当杨利伟离开地心吸力的那一秒起,中国已然是一个不可被任何恶势力左右的存在。

          无知的英国伦敦市长某,讲中国文化对人类没有贡献,这使我想起医学上一个十分高雅的学术名词,称婴儿大便时有“肛门快感”,闭起你的臭嘴!东印度公司的鸦片文化就是你祖父的祖父带给中国的文化。改革开放三十年,思想上的解放和心灵上的自由是每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深切感受到的。这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更竭尽全力,为缔造一个真正的和谐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昨天收到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来电,和我谈论奥运会,我们都同样地感动得要流眼泪。道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之心遇到的是不能施展的无奈,而今天奥运圣火在北京点燃,这给所有的知识界是个多大的安慰、鼓励和鞭策。昨天的开幕式张艺谋的整体设计我是颇为欣赏的,因为他用中国一个画卷,来展现我们民族的历史。实际上,人类的历史何尝不是各自的画卷?我们可以把这个画卷推向两千年、三千年、五千年,西方国家有吗?西方国家是有古希腊文明,有埃及的文明,东方还有印度文明,可是他们的弱点就是有很多历史断层,几百年一片空白,中国却不是这样。

          中华民族是个非常爱惜自己过去的民族,爱惜自己的过去,它就有现在,就有未来。这点我们要争气。现在像李学勤这些卓越的学者,他们和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进一步再把中国文明的确切纪年从公元前841年往前推,而且他们已经非常有效地取得了成果。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历史是多么的热爱,这是一种切肤之爱,这是内心的、不借任何外力的、由衷的爱!张艺谋通过这样长的画卷来展现民族的文明、文化,我想是非常有意味的。尤其最初击缶的时候,设计非常之妙,全世界的首脑、运动员和观众都被引向一个中国古老的声音。这个声音那么的沉稳,那么的深重,那样的丰厚!冯骥才兄给张艺谋的设计打100分,我同意。

          谈到我个人的艺术,有人说范曾你画的是古人,不是表现的时代,我认为提得有些幼稚。艺术要唤起的是心灵的感动。这种心灵的感动或是豪放的,或是细腻的,或是诗意的,或是历史感的,等等,对人们心灵的塑造都有所裨益。

          这次我应奥运会美术大会邀请—画一张大画,这张大画要作为整个展会最大的一幅作品,我画的是春秋时候一个棋圣弈秋正和一个小童子下棋,这个你们后天就会在美术大会上看到。其实是画的2500年前的事情,可是它却和奥运会能这样密切地相连,为什么?因为它表现了我们心灵的自由,如果我心里没有这个,或者我的知识层面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画出一个弈秋?这个年代和第一次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的时间相差不多,但这是东方的文明,东方体育自古以来和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就宛如奥林匹克运动和音乐、雕刻联系在一起一样。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要举办奥林匹克美术大展?我想它的意义是把文化和体育高度地结合起来,产生一个美轮美奂的境界。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非永远并驾齐驱,也可能背道而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后现代思潮的空前张扬,七十年代之后也冲破了长城来到中国。后现代最根本的毛病是什么?就是失序。要知道从宇宙本体,到我们人的思维,到我们的艺术作品,一定是遵循着一个大的秩序。要违背这个秩序,他们首先要提出理论的基础,法国德里达提出解构,还有像利奥塔这些人提出我们需要的是艺术,我们可以放弃美,把美和艺术对比起来,这真是匪夷所思!然而有些年轻人很容易受这些西方思潮的影响,认为这就是前卫,这就是新潮。

          我们不能认为这种东西就是我们时代的艺术前进了。今年5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多元文化研讨会大会上,我向全世界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央党校主办的报纸《学习时报》也头版头条登出来了—《趋近自然》。人类要向自然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在自然面前唯一的选择就是敬畏。20世纪人们公认的最智慧的人是爱因斯坦,他提出广义相对论,将宇宙的大尺度也大大地扩大了。这是人类的视野扩大。可是爱因斯坦他还谦虚地讲“对于大自然最微末的部分,我也只能谦逊地跟随而已”。

          对自然存敬畏之心,对客观事物你就有一个真正的呵护秩序的判断。而在这种真正呵护秩序的判断以后,加上你的技巧,就有心灵自由释放的可能。否则,仅仅是肢体利用特异材质而创作出一幅作品来。我不认为这些后现代作品是三十年来历史的成果。

          从大的方面来讲,祖国最重要的是它的历史和文明、它的文化和它的形而上学、它对人类发展几千年历史的贡献。祖国大地山河那当然是它的物质的存在,黄宾虹讲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我作为画家同样有这样的感受。祖国,是崇高的信念、伟岸的圣址。在西方,我是作为一个骄傲的中国人而存在。我是一个独立思考的自尊、自爱、自信的中国人,所以西方人对我的尊重也是很自然的。我期盼着中华的文化能够在新的时代得到更多的张扬,对人类产生影响。过去西方人的偏见,尤其是达尔文在19世纪《物种起源》发表以后,同样是英国人的斯宾塞提出了一个社会文化的进化论,社会文化的进化论,它的根本目的我想是为后殖民主义服务的。

          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谁也不能遏制这个潮流,因为这里有大自然的无言之教,比如说空气、环境、资源,都是世界所共有的,人类如果不走上经济的一体化,人类的前景未可设想。可是我们要强调文化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和经济的一体化应该并行不悖,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我在联合国大会讲演,强调的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推崇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什么?大自然提供给我们一个范本,这个范本正如狄拉克所讲,它是用非常精密的数学计算出来的,是不可思议的准确,是恰到好处。大自然的一切都恰到好处,在自然面前,我们人类是不可以狂妄自大的。人类的科技现在的发展它的前景还是不可估计的,比如说人类的生产力经过三个大的时期,蒸汽机,然后电,然后信息,到了信息时代它很快地就覆盖了全球,而且我在多元化讨论里谈到信息化不是多元化的福音,因为你们从手机上,从电脑上任何时候可以看到强势文化是怎样地笼罩全球。我们的使命是证明:电脑永远是人类大脑的仆人或奴隶,而不让它成为人类的主宰和暴君。

          电脑我一概不用,因为我觉得看书大体上差不多,你上电脑再看,也许你查一些书籍还没有我查得快。我在书上做注,为的是温故而知新,但你不可能在电脑上做。所以随着人类文化的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更迫在眉睫。我是以传统文化守护者的身份来要求自己,我觉得我有这个决心,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能力。我所要做的事情,也是三十年来我思考得最多而今天可能实现的事情,就是儒学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的孔子学院像雨后春笋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儒学、佛学、道学,中国的三大文化的支柱,其中儒学是入世的,是最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改变现实,还要靠儒学,因此我也趁电视录播节目的机会,向国学界的一些学者们提出一个希望,能不能共同做一件事情,我希望编一些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儒学课本,这对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的传承有巨大的意义。一个社会风气的改变,一个国家民族素质的提高,需要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构建巨大的社会工程。这能使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承担世界的未来,具有深远的意义。

          任何一个科学家都有好奇心,任何一个搞形而上学的人都充满着梦想,科学家的好奇心一定要通过实验,而我们的梦想则要通过我们的感悟,我们的著作就是我们思想的载体。电脑时代来临以后,年轻人不太爱看书了,我觉得非常遗憾。我曾经对我的儿子说,你们可以先看我的书,这是通向中国文化的一个方便法门。什么叫方便法门?就是读了这些书以后,你会知道从哪处下手,哪些地方是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你知道了这个方便法门以后,你再追求学术上面的微妙法门。佛家不是讲嘛,你要信佛,你只要会念四个字“阿弥陀佛”,你就入了佛门了。可是这仅仅是一个方便法门,佛教的很多经典,那是微妙法门,还要慢慢修持。需要大知识分子来做这个小事,这个事情看来小,可是它的影响之大是无可计量的,这就是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中央电视台出了一个电影,称我是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的时代英雄,它加了“时代”二字,就讲这个英雄是时代所需要,为时代服务的。我对“英雄”二字的解释就是,想别人所未想,做别人所未做,在某个领域达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果。既这样称我,我就听孔子的罢—“当仁不让”。

          一个人的成就我可用三个字来概括。第一是“智”。《礼记·中庸》上讲“好学近乎智”,只要你好学你就会有智。这个“智”在古代和“知识”的“知”是通用的,“智”就是“知”,你只要好学就有智,一个人如果不好学便很难成功。第二需要“慧”,这是讲你有没有充足的理解力,你心灵深处有没有对这些知识的领会的慧根。慧根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莫扎特,他少年时就成为交响乐的作者,35岁死了,不朽,人类不朽的伟大音乐家。有的人慧根埋得非常深,慢慢发掘,比如齐白石,如果60多岁死了,一定默默无闻。又比如画界的黄宾虹,如果他70岁死了,关于他的文章一篇都不会有。他们的慧根发现得比较晚。所以有了“智”,对“慧”的来临需要自己慢慢追求。最后一个字最重要,是成为一个大师的必备条件,这就是“灵”。有了“智”,有了“慧”,那么这个不期而至的“灵”会把你推向一个大师的位置。

          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这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对救死扶伤起到巨大的作用,所以他成为诺贝尔奖得主。这是偶得,可这个偶得不会降临于一个没有智没有慧的人。有一次人家问陈省身,你认为成为一个大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回答:一半靠天才,一半靠机遇。人家问他“努力”呢?他说,努力会使一个人成功,可是能否成为大师还不一定。同样也有一个记者问陈省身“大师是怎么出来的?”我在旁边说“冒出来的”。陈省身讲,“范曾说的对,冒出来的”。不要认为范曾在这里故弄玄虚。只是,大师之出不可以限制年月,不可以订计划,不可以定点培养出一个天才来,这不可能,这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智”和“慧”的积累,还要等待不期而至的“灵”,这才能产生一个大师,所以讲大师更不是目下社会上普通自封的一种存在,这是一文不值的,至少对文化一点用处都没有。

          爱情观、亲情观因人而异,我不可以笼统地讲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律。中国人对爱情的看法和西方还不一样,我自己认为中国人对爱情的看法有优秀的可以继承的一面,也有糟粕的一面,比如一个女人必须从一而终,死后立一个贞节牌坊。人类对爱情的正确看法也会影响中国,比如讲有双向选择的自由,男的可以选择女的,女的也可以选择男的,就是双向的选择。其实“爱情”二字是最难划一其规律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类型的爱情,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人的爱法,不能一概而论。可是,我想,一个人真正的爱情就是,一辈子你要挑出一个人来。这是我的爱情观。我今年70岁了,你很难说我范曾一辈子就从一而终,或者是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这对自己的女朋友讲谎言的时候可能会如此,可是这不是我范曾应该做的。我的看法还是一个形而上的看法:这个人她能够使你永世难忘,感到她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刻骨铭心,可以托付死生。这个仅仅是范曾的爱情观,对其他人的爱情,我很难做一个统一的判断。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中华民族心灵的自由释放,中华民族长期蕴藏着的无限的创造力的空前发扬,这个时代提供给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体现生命价值的权利,这就是人权。从这次汶川地震,你就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权的国家。我和一个国家大使谈到,他说中国这次汶川地震政府投入这么多,要解决大概1600万人的衣食生活,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什么叫人权?西方一些媒体记者问我。我告诉他们,人权是人之为人的生命的基本权利,他要吃,他要住,他要活。汶川地震的救灾工作充分表现了中国是高度重视人权的国家,而不是像某些西方媒体把我们国家发生的一些动乱分子的破坏,说成是应当维护的人权。这真是颠倒黑白。

          我们可以到民族文化宫看一看,最近正在举行一个西藏展览,那里有奴隶的人皮做的灯罩,有108个头盖骨做的念珠,难道你们认为这样的制度带给人们人权了吗?说不通的,从本质上是个错误的。西方很多的媒体本来就有先入之见,中国有什么好事都往坏里说。我们中国不会畏惧谣啄。有些国家的元首自作多情,一会说来,一会说不来,好像多了不起似的,中国态度是:来,欢迎;不来,不感到遗憾。这就是中华民族大气派。你看,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的元首来,这在世界奥运史上是第一次,从来没有过。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中国领导人在汶川地震、在SARS病毒、在种种事件面前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思想的巨大世界影响。这难道不是三十年来的伟大成果吗?我们不要看某些经济指数它的升降,跌了它会升,升了它会降,这是经济的规律,不用担心,任何国家都会发生的。我们所要看到的是这个民族整体的前进,它的光辉未来,它对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的意义。这个三十年作出的卓越贡献是无可代替的。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小时候看的月亮、我谈爱情时候看的月亮和我今天在古稀之龄所看的月亮是不一样的。小时候看的月亮是最难忘的月亮,它笼罩着一切。虽然是一座很普通的平房,但我的家族在这个平房里住过450年,出过13代诗人。这小屋成为中国文化的瑰宝。我们现在正在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以瓜瓞绵延的家族为特征的一个大的诗文世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存在,全世界少有,中国所独见。我把它和童年的月亮联系起来,你可以看出我对故乡有多深的情。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不同于一般的家族,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公认的。近代的诗学大师钱仲联先生说,南通范氏诗文高居中国昆仑之巅。我的乡愁不是一般的,我的乡思也不是一般的,因为它联系着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

          为什么最近出版我和曾祖父的诗《范伯子诗文集·范曾诗文集》?因为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是中国文坛的领袖。人们只知道李白、杜甫,清代诗人就不知道了。我现在名气好像比曾祖父还大,其实我的诗文比曾祖父差得很远。我的目的是扩大范伯子诗文的影响。除此之外,我还要和其他学者合编清代诗坛十大家,因为范伯子是毫无疑问地晚清的代表人物。这不是我个人讲的,文学史上都是这样评价的。现在谈到乡思,我最能安慰我乡思的,就是“南通范氏诗文世家陈列馆”已经在南通建成,就在南通博物馆里面,这是存放我们13代诗人诗文稿的一个地方。同时,法国最大的图书馆也收集了我们全家的诗,而且还有若干诗稿。这些诗稿他们非常尊重,他们说我们要把它放在雨果、歌德这些人作品系列里。他们带我去看他们的珍藏手稿,他们拿雨果的《悲惨世界》原稿给我看,我看了,又是一份感动。因为《悲惨世界》我太熟了。我故乡带给我的是无穷的生命和力量,这个生命和力量鼓动着我,走上一个非常壮丽的人生。

          我觉得你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找准对象,找准问题,有的人善写不善说,有的人善说不善写,有的人是既不善说也不善写,在他的行(hWng)当还行(xIng)。你找到王蒙、冯骥才这些人对,他们能给你谈很多。

          “岁月如歌”这个名字起得非常之好,因为人生快乐的事情还是比悲惨的事情要多,人类可笑的事情还是比可悲的事情多,所以我们要歌唱,我们要歌唱过去,要歌唱今天,更要歌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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