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杨晓阳美术教育理念研讨会实录
作者:核实中..2011-04-03 15:14:22 来源:美术报
时间：2005年12月22日
地点：西安美术学院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学术主持：蔡景富王胜利
王胜利（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近10年来，西安美院按照杨晓阳院长提出的“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理念，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美术报》对杨院长的教育理念作过几次专访，采写的文章《一个执行者的自我批判和重构》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重要的报刊进行了转载。《美术报》既有专业的高度，又有普及性，在中国美术类专业报纸中具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美术报》的同志再次到西安美院来采访，我们借这个机会对杨院长的美术教育理念进行一次深入的研讨。
蔡景富（《美术报》总编）：西安是一片文化的沃土，陕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八百里秦川就像是一幅中国画，在这幅中国画里面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处处让人感觉到中国灿烂的民族文化。今天，我们到这里来采访，深深地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片热土上继续得到发扬光大。就拿西安美术学院来说，她是一所老牌的学校，是西部美术学术中心，但在10年前她的办学规模还比较小，总的来说影响也不是那么大，经过10多年的自我积累，依靠改革开放，能够发展到现在的万人大学，这就是一个奇迹。西安美院的发展受到了中国教育界和美术界的关注和重视。杨晓阳院长提出“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的概念，不仅在西安这块土地上被关注着，同时也被外地的有识之士关注着，这其中包括我们媒体。西部的美术盛况、西部的美学精神、西安美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吸引我们来到这里，相聚在西安美院，共同就杨晓阳院长的教育理念作进一步的探讨。
杨晓阳：《美术报》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知名度高、覆盖面广，关注的层次高而全，特别是在新中国美术界进入新时期以后，《美术报》为中国西部美术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次《美术报》的同志再次到西安来采访，我觉得是对西安美术学院的一种信任，是对西部美术的一种关注，这种关注和信任对我们也是一种鼓励。《美术报》对西安美术学院10年来的探索，对我们自己很不成熟的、正在探索的一些观点进行研讨，我们表示衷心感谢。《一个执行者的自我批判与重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工作总结，我把这个总结简要地向大家汇报一下。
从1994年我做副院长以后，发现当时美术教育面临的第一问题是中国的美术学院大部分是西化学院，几乎全部是以西画的基础特点为主，以西画的课程为主，以西画的整体教学和创作方法来教学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就觉得中国的美术学院都是西化学院这个理念是不对的。全面改造中国画，已经改造了50年了，全国的美术学院却是朝着一个模式走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对美术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时代赋予美术新的使命。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美术教育同时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们在1994年的时候关注这方面了。我们首先认识到美术并不只是纯艺术，所有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有行有色的事物都是美术，我们都要去研究和关注，所以这就叫“大美术”，因为有了“大美术”，所以也就有了“大美院”。“大美术”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要大不能小，要丰富不能单调，要提高和普及并重，不能只提高不普及。西安美院不是不办大事，如果只培养画家，那么培养出来的人才就是单一的，因为它不是一个文化现象，而只是一种技巧。那么美术学院应该怎么办呢？中国绘画和西洋美术最大的区别是艺术“点”不一样，西方的文化基因是科学，中国的文化基因是社会学，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阵营，这两大阵营是科学延续的一种发展，应该保持她自己的特色，在世界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如果我们全面改造中国画，那么最后中国以社会学为基础的要丧失殆尽。所以我们最后提出“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的概念，我认为写实的绘画是绘画的原理，抽象的绘画同样也是绘画的原理，并不是说从写实到抽象是一个低级到高级的现象，在绘画语言学里面的研究，是一种语法研究、原理研究，这不是艺术追求的最高目标，而我们如果有写实和抽象的基础，去发挥我们的写意精神，发挥我们的写意画，那么中国的艺术就会高于其他了。
关于我们提出了“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的概念，这个现在看来只能说是一个理论的框架。虽然对这些方面的探索还不够深，但毕竟有自己的观点和理论在里面，今年以来，由于《美术报》的支持和关注，产生了这么一篇采访，我确实也做了自我批判的工作，也在不断地反省我自己，不断地反省西安美术学院的工作，我考虑到西安作为13朝古都，这样一个深厚积淀的文化，我们如果不做出一个有自己特色的美院的话，就愧对祖先、父母和老师、同学，所以我们不断在这方面进行探索。这是把我目前的思考状态给大家汇报一下，希望大家真诚地来讨论，不要觉得我坐在这儿就不好批判了，希望大家一起进行批判。
王胜利（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我们从《一个执行者的自我批判与重构》文章里看到，杨院长的教育理念，第一是有创新，第二是比较细，第三我觉得很具体，不是一些很概念的东西，也不是一些政策的阐述，有一些美术教育的特色，有自己的独特的观点，针对性很强。他提出了绘画基础是由“四学”组成的，有解剖学、构图学、透视学和色彩学。他还提出了“四写”：素描、速写、默写和摹写，这些是构成绘画的基础，把绘画的基本问题都总结了。因为绘画是一个普及性的教育，是一个素质教育，不仅仅只是出来当画家的，培养画家应该还得读研究生，研究生是培养的目标，是有课题研究的，是一种专家精英的教育。而本科是一个普及型的教育，美术是一个基础，对本科生来说是很有用。其实美术学院都在这样做，但是把基础规范成“四大基础”，我觉得杨院长不仅仅是个人在办学思想上的思考，而是总结了西安美术学院十几年改革开放之后的教学实践，集中大家这么多年在这些方面的实际做法，是比较系统的。
张渝（文艺评论家）：我为杨院长也做过专访，写过一些文章。作为杨院长来说，他的“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的教育思想很朴素，但是也很重要，因为性情有厚薄，这是一种比较宏阔的思想，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但是“大学之道不在高楼大厦，而在于大师”，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怎么来体现呢？从西安美院的角度来说，推出一些教育成果，怎么样落到实处？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沈奇（文艺评论家）：西安美院近几年的教育成果，我把她称为“边缘崛起”。杨院长已经完成一个宏观的架构。我觉得这个大的架构已经在中国的教育界成为一种文化事件和教育事件，这个现在很明显，人们到处都在议论，不管说好的还是说坏的，但都在议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并且起到了一些驱动力，把教育界和文化界的思路打开了。我谈几点我的想法：
一、是中国人有一种被迫承受的文化错位。我一再讲到中西文化的不同，我们有被迫承受的文化错位，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渠道和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中国的文化重新归位，我认为这次提出“大美术”，通过美术的升华作用，重新找回我们的指纹和基因，可能在大的社会制度发展过程中是很微妙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二、我们把它称为一个文化事件。我们过去的传统文化、古代的文化有一个问题，就是两张皮，民间和庙堂互不相连，一个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渗透作用，我们君子是君子，小人是小人，就是两张壳。这两年我们的文化从翰林走向民间，走向平民化是个好事，这个研究的问题就是把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两个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尽管西方的美术理念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人生当中，也包括我们所有的用品等等在内，大概只有美术才能作为一个最合理的中介，将来会把这个已经被我们时代搞得不相干了的两个体系，大概能慢慢地把他重新拉到一块来，起到一个互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就是“大美术”作为文化学层面的一个理念依据，这是我从文化角度谈的。
第三、我觉得它是一个教育事件。我看了一下大学的教育，实际上尤其是这半个世纪，我可以大胆地说，是一个倒退的过程。我们首先把教育变成一个“干部培养所”，改革开放以后又变成了一个“人才加工厂”，把教育市场化了。现在也有西方学者叫作“社会俱乐部”，就是说已经把大学办成了一个社会俱乐部，就是彻底的平民化了，由精英化变成平民化了，但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教育不等于教养，我曾提出过一个口号，从一个大学走出来的学生，首先是一个文化人，其次才是一个某学科的专业技术人才，要不然我们办大学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把教育里面的某一个元素，尤其是美术这个元素，把他单个地提出来，让大学教育回归到教养里面来，让教育真正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首善之地，培养有教养的公民，翻开任何一个古今中外的教育理念的书里面，培养一个有道德的公民是教育的第一要素。由此我想到一个材料里面有关高等教育——大学最妙的一个比喻，是一个外国人写的，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说“大学教育不是培养学生怎么样去挣面包，而是让学生在同样的面包当中吃出不同的味道来”。我当时见了这句话就觉得太妙了，这才是高等教育的真正本质。
我最后感慨性地说一句，中国今天不缺画家，不缺诗人，最缺的是教育家，教育是一个大问题。蔡元培在去世前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反思教育这个大问题。民间也好，我们的官方也好，其实一直期待着真正的教育出现，我跟杨院长接触过几次，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送他一个帽子，我把他叫作“诗人教育家”，因为我是搞诗歌艺术研究的。所谓的诗人教育家第一必须要有非常的想像力，第二要有激情。第三就是要有担当的情怀。
姜怡翔（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我想我们作为一个一线的实践单位，对这个理论、框架有我的一个认识。首先“大美术”的提出实际上是一种观念，它不同于以往的美术普通教学理念，它把美术的内涵拓展了，拓展到了一个全人类所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状态，一个凡是有生活、凡是有人存在的地方都离不开美术，所以它把这个美术的概念拓展了，这样对西安美院的办学观念有一个新的界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所以这几年在“大美术”的观念上，西安美院做得非常突出，前后也举行了很多国际间、全国的还有校际之间的交流。
“大美术”是观念，“大美院”是规模，要办出具有中国特色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教育，这个办学特色，我想就是“大写意”的提出。“大写意”的提出，不是“大美院”，也不是画写意画方面狭隘的概念，而是一个思维方式，是一种精神，我想“大写意”的提出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每个学校的教育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也不能为特色而特色。你像现在许多地方搞的形象工程，都是一些为政绩而做的工程。
“大写意”的提出非常符合陕西的文化和陕西的地域特色，因为陕西首先是一个13朝古都的所在地，所以这些都属于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精华，而这种精华的核心实际上跟写意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大写意”的提出是非常符合中国特色的，更符合陕西的特色。这个教育特色的提出，对办出一个具有陕西特色、西部特色的美院，具有一定的精神指导作用，前两个是核，这个就是核心，我想是这么一个状况。
郭北平（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西安美院的现状大家应该都是公认的，西安美院近十年来的发展非常快、变化非常大，而且西安美院的杨院长近几年在理论创新上，也不断有几个很有新意、很有胆识的见解出台。西安美院从刘文西院长以后，杨晓阳接任院长以后，提出了“大写意”的思想，我觉得这是种精神，这种精神也非常重要。这种精神事实上对西安美院近几年的发展提出了很大、很高的目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的感觉是非常真实的。
庞永红（西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我从美术学院毕业以后，从一个普通的教师到现在担任着一些领导职务，我才意识到在全国这么大的范围里面，全国的形势教育就是重“武（实用）”轻文，更不要说艺术了。杨院长在这种形式下提出来“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观念，已经把它上升到了一种文化和观念的层面上去考虑，这就是我们陕西地域的文化特色，中国在目前的形式下应该怎么来对待艺术教育文化，而且他在里面还提出了一些很具体的教育理念，我也看到一个非常新的观念。而且经过西安美院这么多年的实践，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大学教学理念上是存在一定差距的，我觉得不光是国家对艺术类、文科类、理工科之间一个协调发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杨院长提得很具体，实际上是按照美术类、艺术类教学科学化提出来的，如果说能按照这样的机制运作的话，就不太会出现在教育上各方面的问题了，我不是说美术教育一定代表素质教育，但一定是素质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
郭线庐（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对杨院长提出的“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我的感受有三点，第一是比较实际，就是他的想法很实际；第二是具有相当重要的前瞻性，办学目标和办学定位非常前沿；第三是探讨和研究的是中国当代美术艺术的深层次问题。
关于“大写意”，我提一个自己的观点，我们的观念是要扭转在中国现行教育体制里面的中国制造人才，要把它变成中国创意人才，因为我们的未来不是搞制造的。英国的大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把自己定位在重要的制造加工业，现在他们把位置变了，变成了英国的创意和文化，他们把这个东西转嫁给——未来的重点在亚洲中国，就是把中国定位为它未来欧盟国家制造业的加工基地，把我们亚洲中国的人才定义为只会加工生产，只会做一个技工生产。杨院长的观念我觉得特别关键，特别重要，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中国目前是要解决的问题不应该是中国制造，而应该是中国创业，这是很重要的，他实际上谈到的是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文化理念的问题。他培养出的必须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才，而不是一个技能者，不能只会制造，没有思想，没有文化，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观念变成具有中国创意性的人才教育模式。这就是我对“大写意”的理解。
彭程（西安美术学院设计系主任）：杨院长在他的办学思想里面，不断地、时时刻刻地在引领我们要思想创新、形式创新。杨院长在教育思想里面同时不断地提出对中国美术教育的模式提出挑战，我想这在全国很多艺术教育院校和大学校园里面是没有提出的。现在各个学校都是在圈地盖楼，更多的教育论坛谈到的是给学生教育配餐，比如说给学生应该排什么课，一年级应该是什么，二年级应该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作为一个中国教育者，更多地应该思考怎么样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思想。一个大学生出了大学的门口，就应该首先是一个有文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个有道德、有知识的人。
我们今天一说基础似乎就是素描，就是色彩，我认为基础应该是多元的，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培养学生的人文思想，这个是关键，比如说以民间美术和西部的人文思想作为基础，我觉得这个非常必要，西安美院最早的口号强调的就是“出作品，出人才”，杨院长在西安美院建设的过程中，在学术界反复提出“一校一品，一人一品”，他的苦心就是要求我们所有的教育者，首先是学术立身，然后教育以学术来立校，以学术来立身。如果一个大学不强调学术性，那么这个学校必然在整个专业教育领域里面没有多大的进展。
陈云岗（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我认为刚才沈奇先生从文化学和社会学的层面，分析了杨晓阳提出的三大美术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和根源，非常有道理，而且是站在一个学术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杨晓阳先生的美术教育思想这些年来主要体现在三大教育思想上，就是“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按照我的理解，这三个“大”就是一种金字塔型结构，是一个理念结构，一个结构理念。
第一，“大美术”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基础。审美心理学虽自17世纪建立和发展，但“审美”在人类基因里面自古有之，并在这方面存在很大的积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从“五四运动”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美丽”是被忽略了，没有成为一个全民朴实性的教育内容，从教育学、文化学来说这是一个缺憾，一个文化基因的断裂，所以说我认为“大美术”应该始终是全民教育的一个基础教育内容。
第二，就是“大美院”，所谓的“大美院”就是有了一个大的基础，有了非常巨大的对象，必须要通过一个操作层面来落实这个问题，是对“大美术”这样一个基础的操作环节的具体落实。
第三，“大写意”，刚才很多专家都提到“大写意”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东方艺术的精神核心，所谓写意不是笔墨之间的写意，而是中国艺术几千年来所秉承的，从一开始发展起步的过程中，起步就是定位在写意上。杨院长提出的“大写意”恰恰是非常明确清晰，把中国数千年来艺术发展的道路、发展的层面、发展的追求和他所守护的原则，淋漓尽致地、准确地说出来。
潘晓东（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11月6日在北京“全国油画教育工作会议”上，我的论文《从杨晓阳改造西化教学体系的提法谈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学的改革》得到了主持人和与会专家的充分肯定，我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学的改革和具体的做法来谈杨晓阳先生提出的改造西化教学体系的指导意义。《中国教育报》后来以《“大写意”是工作实质教学的核心》为题全文刊出，这篇文章谈的是“大美术、大写意”一个具体的操作办法，一个解决的办法。
艺术不是科学，但艺术教学是一门科学，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杨院长在1995年提出了“四大问题”，然后产生的“三大思想”，这一教育理念，为西安美院的美术教学确立方向和具体的实施方法。我们油画系本身是一个具体的实践单位，“大写意”是油画系的教学改革和教学的核心问题，我相信在新时期西安美院能够探索出一个最具有中国特色教育体系。
石村（西安美术学院科研处处长）：杨院长作为西安美术学院的院长，是从文化学的角度，从素质教育的高度，从高等美术教育的角度上提出了自己的美术教育理念。关于高等美术教育，很多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近百年来西方的美术教育理念引进以来，大家都在反思，但是能够像杨院长理出这么一个清晰的思路，并且找出问题，然后也提出明确的观点，也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杨院长在美术教育界提出了“三大制度”，同时也提出了“四大基础”这个切入点，既符合我们中国本土文化的“根”，同时也符合中国美术教育应该站的角度和立足点。他提出的绘画技术、书法技术，应对中外美术史、民族艺术、民间艺术的考察、了解，这对于美术院校在基础教学阶段实施美术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的一些美术教育理论只会停留在思考阶段，实施起来也是很盲目地。因为美术教育，不仅仅是从理论上谈一下就好，还要有一个教学实践性、操作性的问题。西安美院身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源地，西安的美术教育应该站在自己的角度研究教育问题，然后落实到我们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来，我认为应该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教学体系和特色。杨院长这几年来考虑得是越来越深入，有些问题提出来以后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杨院长的教育理念在西安美院的教学实践中证明，这是符合我们中国特色的美术教育。
赵农（西安美术学院史论系主任）：杨院长的美术理论观点、美术教育的思想，是在长期的教育教学中探讨摸索并逐步提高完善的，我个人理解的“三大”是：
第一，“大美院”是基础，所有的美术学院都应该朝着“大美院”的方向发展，因为一般来讲，一说“大美院”，不能只局限于西安美院在做“大美院”，事实上全国的很多美术院校都在朝着“大美院”的方向发展，因为只有“大美院”才能提高全民族的美术发展教育。
第二，“大美术”实际上是一种加法，是把人类中的美术，也包括民族的美术笼统地综合起来，是一个“海纳百川”的说法，是对中国整个文化思想高度的一个整合。所以“大美术”更大的立场是一种胸怀，一种视野，是一个全方位对现有程序的认识，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包容性。
第三，就是“大写意”。杨院长的“大写意”说的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大写意”是在文化追求和认识过程中间对理想境界的认识，可能在漫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次机会的。在这很多的过程中也有反复的过程，但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为思想，最后提出来的一个崇高的境界，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大写意”，实际上把它升华了，而且也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我们不是说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标，达到这样一个结果，其实这个结果还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当然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是具体落实、实施“大美院”和“大写意”的美术教育过程，包括绘画、书法基础，包括中外美术史，以及我们的陕西民间、民族文化的考察为基础，这个基础恰恰就是我们西北地区实质性的内容。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学院在整体思路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认识，在“海纳百川”的基础上，一个是广度，一个是高度，这是我们的基本想法和思路，这几年我们也一直在实践中。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讲一讲，也是对“三大”美术理念和“四大基础”做一点自己的认识。
戴士和（中央美院造型艺术学院院长）：我们面临的是同样一个时代，面临的是一个同样的时代课题、文化课题。我们总体面临的课题特征，我想简单地说两个意思。一是时代特征，总的来说，中华民族在近百年历史里面，在很多方面走入低谷，这是非常悲壮的一段。这个时候都要回想我们的大唐盛世，回想我们的汉唐精神，想我们的民族历史。但是对于现在这样一种中西文化交流当中面临的复杂课题，如何能够有一个比较公允、科学、实事求是面对现实的态度，如何立足本土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但是作为我们总的历史阶段来说，现在还处在这么一个阶段当中。我觉得杨晓阳先生“大美术”的思想好就好在这儿，因为他真的认识到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很大的时代，不仅意寓深远，而且也是规模很大的，无论是空间的规模还是时间的规模，都是一个很大的规模，而不是短、平、快的想象，最终的成果应该是让我们中华民族重新创造我们的当代文明。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看杨晓阳先生美术教育的思想内容，西安美术学院整个领导集体在努力的方向，不是极力要做出一点点小成果，我觉得这点是对我非常有启发的，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对历史负责，对我们的民族文化负责。从小一点说，是对我们的几千个学生负责，而不是急急忙忙地报几个项目，拿几个奖，那个意义要小得多。这是第一点，就是关于我们大时代的问题。
杨晓阳：感谢各位朋友来参加研讨会。我觉得这个研讨会才刚刚开始，这是我们西安美院集体的成果，包括我们的门卫和司机，因为都为学校10年的建设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西安美术学院从总体来说，和中国10年、20年前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国家的发展是靠我们的理论创新，靠我们的民族理论精神获得了目前经济建设和各方面改革的成就。而西安美术学院就是一个缩影，和中国中南沿海大城市相比，西安美术学院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经济相对滞后的地区，要发展自己，就必须是中国式的发展。中国和西方比起来，在经济上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但是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西安美术学院也只有走自己的路子，走中国特色的路子，才可能生存、发展。
作为西安美术学院，不只是属于西安的，西安也不是属于西安人的，而是属于整个中国的，我们这个时代也不是属于我们这些人的，也是属于整个中国，属于民族历史的。所以西安美院无论做成什么样子，我们都要尽最大的努力，要对民族、对历史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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