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核实中..2011-06-05 11:26:12 来源:人民网(北京)
踏歌而行
1
年轻而不安分的黄永玉，注定要在漂泊中成长。
在安溪文庙的集美学校里，相对固定的生活仅仅两年，他就又要与之告别，如流浪者一般匆匆踏上谋生之路。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次才算得上一个人的漂泊——身边不仅没有父母，连一个远方亲戚也没有了。
离开集美纯属偶然，因为一次打架闯了祸。早在凤凰，十来岁的黄永玉因习练过一段时间的武术，就如许多尚武的凤凰人一样，崇拜舞棍弄剑的英雄，喜欢打抱不平。他的尚武甚至一时颇有名气，在两派小孩子打群架时，他总是一派的“带头大哥”，颇有号召力。这就难怪，当他到集美后，弟弟们还从凤凰来信说：“大哥，你快回来吧！你回来我们就不会受人欺负了。”
在安溪，他又一次挺身“参战”，在集美学生与当地孩子的冲突中担当“主力”，结果打伤了别人，自己头上也被打破三处。学校虽没有开除他，但决定给他记过和留校察看的处分。这促使他决定弃校而去。“我原本就不喜欢读书，成天在图书馆混，留了无数次级已经天地一沙鸥似的落寞，再加上来这么个仅让我留一口气的处分，意思不大了，人已经十五六岁，走吧！就这么走了。”（《蜜泪》）
许多年后，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决定。
离开安溪，时在一九三九年夏天，新学期尚未开始时。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入学算起，他在集美学校正好度过两年时光。
刚刚度过了十五岁的生日，黄永玉即从安溪流浪到福建另一个山区小城德化，寄居在一位朋友所开面馆的阁楼上。德化瓷器远近有名，即便在抗战期间，德化瓷器的生产没有萧条，并且配合抗战，曾出品过一些抗战题材的作品。当黄永玉抵达时，这里大小瓷器作坊依然随处可见。在朋友帮助下，黄永玉找到一个瓷器小作坊当小工，开始虽无报酬，却可以解决吃饭。伙食极差，倒也心安理得，毕竟他可以自食其力了。
然而，黄永玉自己撰写的漂泊岁月的回忆中，人们读不到这位瓷器小工的劳作过程，读不到苦涩，更读不到辛酸。相反，读到的是寂寞中的热闹，磨难中的快乐。或许是一个成功者足可以用缤纷的光束照亮记忆，潇洒地叙说当年，细节从而生动无比。或者，也是他形成的坚毅性格所致，他学会了随时调整心态，找到寄寓情感发展自己的途径。
在集美形成的阅读习惯仍在延续。从集美带来以及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使他即便在德化昏暗的阁楼上也乐在此中。他这样回忆说：
一九三九年流浪的时候，住在朋友开面馆的阁楼上，每天毫不知前途地刻着木刻、看着书。一尺见方的窗子，床横在窗口，楼下生意劲时，柴火一旺，小阁楼便烟雾腾天不见五指。小窗口外一式没有想像力的瓦屋顶。我正读着郑振铎编的《世界文学大纲》的英国文学部分，见到那个假想的十六岁诗人查泰顿自杀的油画照片：诗人斜躺在矮床上，张开的右手里还留着一截残稿，正面一个小小的窗口。我几乎跳起来！我也十六岁，我也有一个窗口，天哪！我是不是要死了？（《蜜泪》）
与他住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三人，他们年龄相仿，且均离开学校不久。白天各自干活，晚上小阁楼就成了他们海阔天空畅谈不已的世界。每逢休息日，几个人还结伴到税务局门口去看贴在墙上的报纸。
离开集美，黄永玉仍无法放弃对木刻的爱好，他的热情也感染了大家。阁楼上的四个年轻人居然形成了共同爱好，组成了一个学习木刻的小集体。
有一回，我们就这样发现了一个卖木刻刀的广告，高兴得使我们狂跳起来。我们按照报上开列的价钱，省吃俭用地集了三个多月，连寄费一共弄齐四元两角钱，还附了一封近乎是四个人自传似的热情的信，寄到卖木刻刀的浙江金华去。过了几乎是绝望的六个月，我们终于收到了邮局的通知单。几个年轻人奔走相告，然后一齐向邮局跑去，抢劫似的领出了木刻刀，回到我们的小阁楼上。我们打开包裹，发现盼望半年的木刻刀中，有一把小圆刀已经给碰断了。这使得我们伤心到了极点。……不管怎样，我们集体学习木刻的工作就正式地开始了。（《蜜泪》）
战争在继续，几个年轻人在瓷器之乡，以他们的方式沉溺于自己的艺术梦想，忘记了日子的艰辛。
2
又一次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的“尚武”之举，让黄永玉不得不离开生活不到两年的德化小城，再度踏上漂泊之路。
木刻小组中有位当过小学教员的朋友，妻子被人玷污。消息传来，几个小伙子都为之气愤。一个晚上，趁着夜色朦胧，黄永玉与另外两个学木刻的伙伴，悄悄来到那人的住所门口，见一个人影从屋中走出，迎面冲上去就是一顿痛打。打后方知，被打者并非侮辱朋友之妻的恶人，而是当地的保甲长之类的人士。后来，当黄永玉有机会再来德化时，朋友指着街上一位歪脖子走路的人说，此公就是被他打错的人。
惹了祸，只得逃之夭夭。泉州有新结识的朋友，为他提供暂栖之地。他启程前往，时间大约在一九四一年春天。在他的流浪地图上，增加了一个新的地名——泉州。
抵达泉州不久，他有幸进入了福建省地方保安军所属“战地服务团”，远离家乡的漂泊者，在校园之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集体。
这里有必要把抗战期间遍布中国各战区的“战地服务团”的背景与渊源概述一下。
“战地服务团”的概念，最初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由战地救护人员组成的“美国战地服务团”（American Service ），当时活跃于欧洲战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组织继续存在，并延伸至为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各国学生进行救护方面的学习与训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一组织在各世界各战场再度发挥作用。
中国的“战地服务团”诞生于抗战爆发之后。它的出现是否受到“美国战地服务团”的直接影响或启发不得而知。不过，在中国，战地服务团出现伊始即形成出自己的特点：侧重的不是医护，而是政治宣传和文艺演出，故参加者以作家、艺术家为主。
率先成立且影响最为广泛的应该是在延安组成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任命作家丁玲、吴奚如分别担任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团长与副团长，率领主要由剧团组成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山西，慰问抗日前线的士兵。与此同时，“凇沪战役”于八月十三日打响，任右翼军总指挥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张发奎将军，请北伐战争时期的老朋友郭沫若，参照北伐军队中所设政治部的模式，在第八集团军组建进行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的部门，并命名为“战地服务团”，参加者同样以演员、美术家、作家为主，其中不少为中共地下党员。“凇沪战役”失败后，张发奎率军抵达广东韶关，出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南方战场上，仍然活跃着“战地服务团”的身影。因此，可以说，中国抗战期间的“战地服务团”的出现与发展，有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历史背景，且从一开始就直接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与影响，甚至在不少“战地服务团”里，活跃着中国地下党员的身影。
南北同时出现的“战地服务团”，因其文艺演出的喜闻乐见的方式而广受欢迎，随即扩展至各战区。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规模不同的“战地服务团”，有的地方甚至专门由中小学生组成“少儿战地服务团”。后来，这一组织虽被更名为“战地服务队”，但人们还是习惯地称之为“战地服务团”。 每个战地服务团，几乎都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小集体。对于许多文化人来说，如田汉、叶浅予、张乐平等文艺界的佼佼者，战火中诞生的“战地服务团”为他们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而对投身其中的年轻人来说，它不啻于一个温暖的学校，可以使他们忘掉远离父母的寂寞，忘掉战争带来的艰苦，在父辈们的关爱中、在艺术的熏陶中成长。
一九三九年后，蒋介石曾下令解散“战地服务团”。不过，各地解散时间不一，特别是在远离重庆的福建，地方保安军的“战地服务团”仍存在并活跃着，吸引众多流浪年轻人羡慕的目光。
黄永玉的目光就在其中。他回忆说：
一个寒碜之极的小小包袱，装着三本高尔基，一本陀斯妥耶夫斯基，一部线装黄仲则，一本鲁迅，两本沈从文，一本哲学辞典，四块木刻板，一盒木刻刀，压在十七岁小小的肩膀上，来到滨海城市泉州。
对青年来说，参加抗战莫过于亲自打仗。“战地服务团”，明明白白说的是“战地”，上火线去干一下的事业，好像唾手可得。 （《蜜泪》）
泉州“战地服务团”选中黄永玉，因为他们正好需要一个美工，为演出绘制布景和海报。前去面试的情景他至今记忆犹新：
我到泉州后，“战地服务团”招生已结束，我就由朋友介绍到一个小学，住下来准备暑假后去教书。这时，又听说他们缺一个美工，朋友就带我去。我在集美学过剪影，就现场给几个人剪影，大家都觉得很像，就录用了我。（与李辉的谈话，2008年4月8日）
天大的好事。他走进的是一个快乐的集体，这里以十几岁的少年为主，几乎所有成员都没有念完过正式中学，大家的年龄也相差不多。因此，年轻的黄永玉似乎有了“回家”的感觉，彼此不陌生，无差别，也无隔阂。他融进了这个集体，生命的自由意义也就多了新的内涵。
泉州的战地服务团，主要任务就是排演话剧。当美工的黄永玉，开始曾被安排客串上场，扮演一个跑龙套式的角色，却狼狈下台，不再登场：
我不会演戏，一点也不会演。演戏当个传令兵，排练了两个多月只要讲一句话“报告司令员，前面发现敌人”，一上台不会讲了。然后就把幕放下来从头开始，请另外一个人代替我，排演都不要排，就能讲了。以后我的工作除了画画，就是拉幕，开幕了拉幕，就是做这个事。但是我自己就刻木刻、画画、看书这样的。这个战地服务团，剧团这个组织在当时的八年的抗战期间对全国的青年们，失学的青年无疑是一所很好很好的收容所。把这些孩子们啦，没地方去的人啦，都收容在一起。（1998年在郑州越秀学术讲座的演讲）
后来见过黄永玉晚年在电视节目中如鱼得水、轻车熟路的人，颇为怀疑他在泉州的这番“狼狈下台”经历的可信性，因为，他在摄像机前沉着自如，妙语连珠，颇有表演才能，这些实在让人无法将之与当年连一句台词都表演不出的小美工联系起来。
无缘登台，却使黄永玉在“战地服务团”有了自己的小天地。他有了一间单独的房间，门口挂上了“美工室”的牌子，他不用把时间浪费在排演节目上，而是集中精力刻木刻。在泉州“战地服务团”的生活，也由此有了别的新内容。
他养了三只鸟，一条小狗。
他种起了水仙。水仙一簇翠绿赏心悦目，忽淡忽浓的香气，让他感受到诗意的隽永。从此，他一生对水仙钟爱不已。每到冬季，客厅和卧室里，总是少不了水仙花。他不断地描绘它们——与家乡的荷花、梅花一样，水仙是他画笔下时常出现的对象。哪怕到了晚年，也乐此不疲。“水仙花总是让我想到泉州。”他不止一次对人这么说。闻香忆早年，晚年的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走进泉州的记忆。
3
从泉州开始，踏歌而行，漂泊者的日子水仙花香气漫溢。在这里，黄永玉遇到了比他年长十岁左右的“战地服务团”团长王淮——王大哥。这位在他眼里亲如大哥般的团长,如霏霏春雨，潺潺溪水，润物无声。王淮沉着而坚韧，虽无湍急飞溅的气势，也非高歌的豪情，但却让年轻漂泊者的日常生活不再枯燥，精神也因此变得丰润而具生机。
在王淮来到战地服务团之前，团里曾一度萧条而混乱。王淮的出现，对于年轻的团员，在感到温暖的同时，他们更有了主心骨。在黄永玉的记忆中，王淮多才多艺，懂美术、音乐、戏剧，还擅长文学，写一手好字，性格则颇为自在洒脱。“一个新的灵魂带进了团里。”黄永玉这样说。
除了“魁梧”二字，黄永玉对王大哥的形象没有用更多的笔墨予以描绘。显然，与弘一法师的巧遇相比，这里少了传奇，少了渲染，更多的是点点滴滴的生活琐事。但是，正是生活琐事的温暖，令年轻漂泊者感怀一生。
夏天时，黄永玉丢失被子，暂无钱购买新被子。谁知转眼秋风刮起，天气骤冷，而他身下仍铺着凉席，身上只盖有一条薄薄床单，夜里冻得浑身发抖。王淮住在隔壁，第二天一大早来看黄永玉，摸摸被单，说，隔壁都能听见一夜的发抖。不管黄永玉如何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王淮二话没说，拉着他就上街为他买来一套被子、枕头、床单。“王大哥歪着头欣赏着变了样的床铺，装成傻兮兮的样子说：‘哎呀，哪位少爷的新床铺呀？’”黄永玉的记忆里，常常浮现当年的这幅情景。虽喊作“大哥”，却分明有父辈般的细心与关爱，而风趣一笑，又带来轻松与快乐。
不过，一旦开始工作，自在洒脱的王淮就变得认真而令人敬畏。让团员们敬畏的不只是威严，更有他那侃侃而谈的显得高深的戏剧理论。在观看了大家的表演后，王淮发表第一次导演阐述：
“……我觉得我们团演员演技的基本功是不错的。……你们自己也明白，演得很舒服，很顺手，很自我陶醉。不过，我反对这种演法。我要问，戏剧的戏剧性到底是什么？古典的戏剧性和现代的戏剧性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于和观众的距离的差别。把动作、表情、声音夸大，在古时候有必要，场合变了，就成为负担，观众受不了，不准确，不真实，不亲切。演员成为习惯，影响了性格和生活态度；观众成为习惯，会影响风俗。在艺术上，夸张的范围很大，准不准确没有尺度衡量，所以容易。艺术地表演出来的真实，自然，潇洒；那点轻松，那点懒洋洋的准确，不容易。角色在台上的联系，固然导演要负责，要协调节奏，演员演技不一致能行吗？”
王淮的这番演讲，转引自黄永玉在文章《蜜泪》中所述。与本人原话相比，难免会有出入，但有一点却可以相信，这番精彩讲话，年轻的团员即便不能完全领会，但他们一定感到新鲜，面前又开启了一扇走进艺术世界的大门。随后，剧团按照新来团长王淮的艺术主张，排练了几个独幕剧，据说演出颇受欢迎。
与剧团的小伙伴们相比，暂无表演才能而无缘舞台的黄永玉，在他的工作间里却有了意外的收获。王淮欣喜地发现眼前这位年轻人，居然迷恋木刻，随后又倡议帮他印制了毕生的第一本画册——木刻集《闽江烽火》。令黄永玉感激终生的这件大事，应该是在一个不太短的时间段里发生，不过他却将之浓缩在下面一番即兴的对话中，从而使回忆文字忽然间具有了张力：
“你在这里刻木刻？”王团长说。
“是呀！怎么样？”
“真想不到，你一个人在搞木刻！”
“有什么奇怪？”
“这么办吧！你刻的每一块板子印二十份，订个画册，我给你写个序，怎样？”
“啊！你是这个意思。就这么办吧！”
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木刻集印出来了。那一篇序言真是令人难忘的定交书，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和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友谊的开始。（《蜜泪》）
手印木刻集《闽江烽火》，收录作品二十五幅，印数二十册。遗憾的是,不仅黄永玉本人无保留本,世间也难觅踪影,我们既无从领略黄永玉早期木刻创作的面貌，也无法获知王淮的序言，到底为什么如“定交书”一样令黄永玉难忘终生。不过他在回忆中，还是为我们转述了王淮所发表的令他难忘的议论：
“你也要在画画刻木刻上头去体会那一点‘平常’，不要动不动就夸张。艺术最高的境界是随心所欲。能随心所欲的基本功就是仔细地观察生活，储存起来。”
“我讲的跟进美专是两码事。进不了美专就不要害单相思。你有你的天地，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要读书，不读书而观察生活等于零，因为你没有文化，没有消化生活的武器。技法是很快就学得会的，不要迷信，也不要轻视，世界上哪里有不会画画的画家？”（《蜜泪》）
这些记忆中的王淮的教诲，显然不限于一位兄长的启迪，它们融进了黄永玉后来的人生体验和艺术感悟。在相继结束走出凤凰、求学集美、逗留德化等阶段之后，那个十二三岁的漂泊者，已经走过了五年多艰难旅程。他已经十八岁了。
十八岁，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常常是个人的发展开始定型甚至获得成功的年龄。黄永玉来说。此时的确到了人生的转折期。王淮的出现，其意义自然非同一般。在泉州战地服务团，在“王大哥”的熏陶下，一本薄薄的木刻集，一番如同心理老师一般的鼓励和诱导，仿佛一下子让这个漂泊者更加自信，俨然成熟起来。
在泉州战地服务团的时间，前后三个年头。一九四三年秋天，战地服务团还是被迫解散。大家各奔东西，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者如黄永玉等三四人，则由王淮带着，在福建非沦陷区四处流浪。半年后，他们最终决定还是与王淮分手，各自闯荡天下。
王淮的政治背景，对于黄永玉一直是个谜。他说，一次无意间他曾在王淮的枕头下面看到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便好奇地翻了翻。后来，他揣测，王淮应该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自分手后，黄永玉再也没有见到过王淮。一些年后，陆续听到关于王淮的传闻。有的说他又领导过一个剧团，还开过饭馆和书店。有的说，他最后去了台湾，在那里创办一个进出口贸易公司，生意颇为兴隆。“文革”之后，黄永玉才获悉王淮的最后下落：“过了三十多年的失掉音讯的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他因为受到了一种极特殊、极遥远的告密和陷害，死得非常壮烈。”他这样写到。
“这么说，王大哥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是山东济南人，有一位妻子和一位女儿，女儿名叫阿乖。”他用这么一句平淡无奇却又思念无限的话，结束了王淮故事的叙述，就仿佛为自己浪漫而感伤的又一段漂泊，划上了一个句号。
在与王淮分手后的漂泊生活中，黄永玉还会感受到更多友谊的温暖，还会结识一个又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人。譬如，在福建仙游县，一对从上海归来的戏剧家和画家陈、吴夫妇，将他视为孩子一般，他们收藏丰富的书房，一度成为他陶醉其中的乐园。譬如，在江西赣州，他还会意外地见到心仪已久的画家张乐平和夫人，从他们身上得到前辈的关爱与启发……
这些新出现的友人，尽管也非常重要，但恐怕仍无法与王淮的意义相比。是王淮帮助黄永玉坚定了成为美术家的信念，未来走向因而才得以确定。从这一角度考察，在黄永玉二十岁之前的人生中，王淮是继父母之后另一个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人。哪怕岁月云烟里，我们看不清他的面庞，无法解读他的历史，但一个朦胧的身影，却让那位年轻漂泊者的记忆永远清晰而厚重。
4
一个年轻人，还有什么比漂泊中拥抱初恋更为浪漫？初恋之时，还有什么比小伙子站在窗前，吹起小号欢迎恋人到来的场景，更能让人感觉到浓郁诗意——那种似乎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会漫溢而出的浪漫？
初恋的浪漫与诗意，在一九四四年秋天，赋予二十岁的黄永玉漂泊生活的全新意义。
自离开泉州后，短短两年左右时间，黄永玉又行走了不少地方。福建泉州——仙游——长乐——江西赣州——信丰——安息。在长乐，黄永玉匆匆担任过培青中学的美术教员；在赣州，怀揣王淮的举荐信，他顺利地成了“教育部戏剧教育二队”的见习队员；几个月后，他又离开赣州，跟随担任信丰民众教育馆馆长的司徒阳，前往信丰县……
漂泊几年，黄永玉最大的收益是友谊的充实与丰满，是艺术人脉不断延续不断丰富的过程。偶然的相遇，或者说漫不经心的点拨、引荐、刺激、触动，或许就在改变现状的同时，奠定了未来的基础。情况常常如此，对任何人来说，现实活动中的某些似乎无关紧要和随意而为，最终，在许多年后的历史回望时，反倒发现它们恰恰具有了决定性的转折意味。
对于黄永玉，信丰的意义就在于此。
走进信丰，他还是一位基本上以模仿为主、训练技巧的木刻学生，离开信丰时，他则已开始尝试如何与文学结缘，俨然一位有独立创作意识与能力的年轻艺术家。
走进信丰，他只是一个不再惧怕漂泊且野性十足的独行侠，离开信丰时，他已拥有了初恋，一种与思乡之情完全不同的情感，让这个漂泊者从此不再孤独。生活从此有了寄托，有了目标。
人生旅程上的一块里程碑在信丰竖起来。里程碑，是艺术的，更是生命的。
先看艺术在里程碑上如何镌刻。
抗战八年是赣南地区的一个特殊时期。抗战爆发后，赣南与闽西、浙西等地一起形成抗战时期南方地区的一个“小后方”。大量文化人从上海等沦陷区流浪而来，使这一“小后方”地区的文化艺术得以滋生、交融与发展。一九三九年，蒋经国被委派出任赣南行署专员，在此主政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六年的主政，使赣南大为改观，遂有“赣南新政”之誉。在此期间，赣南地区的文化也因历史特殊原因而空前活跃。
漂泊中，黄永玉从闽西抵达赣南行署所在地赣州，再到信丰县，他受益于赣南这种文化氛围。
在信丰，黄永玉结交了新的文学界朋友，他们中间，有流浪而来的年轻作家和诗人谷斯范、雷石榆、野曼、林紫群等。他们在信丰写诗，写小说，还办编一份报纸，浸染于木刻艺术之中的黄永玉，因结识他们而有了文学的激发。在诗人野曼、雷石榆的影响下，黄永玉重新开始写诗。一九三七年，初到集美学校时，十三岁的他曾写诗一首寄回凤凰，抒发思乡之情，那不过是一次偶然的兴之所致，从未想到过自己将会与文学结缘，甚至终生钟爱诗歌，将之作为未来几十年间从未停止过的写作。如今，在信丰，文学写作有了新的意义。他与诗人作家们在一起，感受到文学与木刻不一样的另外一种表达的冲动。他写诗，并发表在野曼他们编辑的副刊上。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查阅到这份战火中的小报，无法了解其诗歌的具体内容，也就只能根据他的回忆得知其文学的这一正式起步。
写诗虽偶尔为之，但对黄永玉未来的艺术发展，却有着密切而重要的内在影响。换一句话说，文学从一开始就与他结伴而行，在艺术风格的探索、形成过程中，因文学元素的渗透，他的各种艺术形式作品的创作才有可能呈现出与他人不一样的特性。
早在漂泊集美和德化期间开始学习木刻之时，黄永玉已表现出对世界文学经典作家的喜爱，他们渐渐成了他的木刻对象。来到信丰，他创作了拜伦、马雅可夫斯基的肖像，创作了但丁的《失乐园》，他还甚至模仿马雅可夫斯基姿势，创作一幅《自刻像》。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已散失。
木刻（包括其它版画形式）从诞生之日起，作为文学插图而受到重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木刻的发展与文学相辅相成。以木刻起步的黄永玉，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在信丰，通过野曼的介绍，黄永玉为彭燕郊、黎焚薰的新诗配木刻插图，发表在野曼所编副刊上。虽然这些插图我们暂时无缘看到，但他在为贺宜《野旋的童话》一书所配的插图，则有数幅留传下来。
为《野旋的童话》所配的插图，均是动物形象：猫头鹰、鱼、奶牛、狐狸、猴子。颇有意味的是，这批插图的创作，注定使黄永玉与动物形象的艺术创作从此不可分离。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木刻、国画、油画、雕塑，它们都是在黄永玉手下经常出现的形象。猫头鹰和猴子，与他的关系尤为密切——早期的猫头鹰标志着他的木刻创作正式登上大雅之堂，“文革”后期的“黑画”猫头鹰，则使他的命运随着时代风波而大落大起；早年刻童话中的猴子形象，七十年代后期则自己索性养一只猴子，它的夭折，刺激他再作一幅猴子木刻，并成为一九八０年中国第一枚生肖邮票上的形象……常说一位艺术家有持久不变的兴趣与爱好，而兴趣与爱好又能深深影响他的审美与灵感，在黄永玉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这便是信丰对于黄永玉艺术道路的意义。有谁能想到，在信丰不到一年的艺术创作，与一个人的未来，竟有如此直接而深厚的历史渊源？
5
再看黄永玉的人生在信丰的里程碑上如何镌刻。
先读读黄永玉写下的诗句：
你，这个褐色皮肤
大眼睛的女孩
向我的窗户走来。
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
我们是洪荒时代
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
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
我们传递着汤姆·索亚式的
严肃的书信，
我们热烈地重复伊甸园一对痴人的傻话，
我们在田野和丛林里追逐，
我们假装着生气而又认真和好，
我们手挽手在大街上走，
红着脸却一点也不害羞。
（《老婆呀，不要哭》）
这些描写永丰初恋的诗句，写于一九七０年前后，此时黄永玉正在中央美院位于河北磁县的“五七干校”里参加劳动锻炼。在承受劳动艰辛与精神折磨之际，思念妻子，回味初恋，使他有了创作诗歌的冲动。入夜，他开始写诗。住在集体宿舍里，怕人发现，他钻在被窝，用手电筒照着写。不知写了多少个夜晚，完成了一首几百行的长诗，题曰：《老婆呀！不要哭——寄自农场的情诗》。一些年后，公开发表该诗时他在题跋中说：“那时候家人心情懊丧，日子太长了！展望前途如雾里观河，空得澎湃。启用几十年前尘封的爱情回忆来做点鼓舞和慰籍，虽明知排场、心胸太小，却祈望它真是能济事的。”或许，正如他所说，爱情回忆并不能让他完全摆脱现实政治的残酷与粗糙的蹂躏，但在“文革”期间的特殊环境下，它却可能既是心灵的慰籍，更是精神的力量。诗歌的灵感与回忆携手而来，多少能让一个人拥有那一刻的神圣与自尊。不管后来生活将发生什么变化，此刻，在“干校”的军营平房宿舍里，对二十多年前初恋的回想，无疑是刻骨铭心的，是真实的。这是另外一种深沉的浪漫，与信丰最初的青春浪漫形成了岁月的诗意连接。
人的一生，有这样的回想，有这样的诗意连接，值得长久珍惜。
且回到一九四四年的信丰。
向黄永玉窗口走来的“这个褐色皮肤大眼睛的女孩”，是一位广东姑娘，与黄永玉年龄相仿。她叫张梅溪——后来大家都习惯叫她“梅溪”。父亲客家人，曾是广东一名地位不低的军官，家境富裕。抗战爆发，广东沦陷，父亲率全家移居于赣南。梅溪爱唱歌，爱画画，后来还创作童话。一九四四年，年轻的梅溪，离开父母，来到信丰，喜爱文艺的她，如黄永玉一样，也成了民众教育馆的一名工作人员。
如何第一次见面、如何忽然间彼此喜欢对方，两人都没有明确的具体叙述。似乎也没有这个必要。有一支小号的吹奏，有梅溪为黄永玉买来一块木刻用的木板，他们的初恋就瓜熟蒂落了。
走进信丰时，黄永玉随身带有一支法国小号，这是他在长乐担任中学教员期间节衣缩食在福州一家百货店买下的。他回忆说，在集美，音乐老师曾教他们读五线谱，学吹小号，则是在泉州战地服务团。读多了世界名著，他羡慕小说中那些漂泊者的浪漫，想象着自己带上一支小号四处流浪，自得其乐。
认识梅溪后，小号真的演绎出浪漫：
刻完了木刻就吹吹号，冀得自我士气鼓舞。那时，我刚刚熟悉第一个女朋友，远远地看到她走近，我就在楼上窗口吹号欢迎。女朋友的家人不许她跟我来往，说：“你嫁给他，没饭吃的时侯，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抗战最后的那几个月逃难，我把小号失落了。（《音乐札记》）
开始追求梅溪时，黄永玉有一位“竞争对手”——一名飞行员，潇洒，英俊，常爱骑一匹白马，停留在梅溪驻地旁的树林里。
梅溪最终选择了站在窗前吹着小号的这位贫穷、野性十足、四处流浪的年轻艺术家。崇拜艺术，渴望浪漫，喜欢张扬与浪漫的个性，这或许正是年轻梅溪与黄永玉的情感基础。
你这个高明的厨师，
宽容地吞下我第一次为你
做出的辣椒煮鱼，
这样腥气的鱼，你居然说“好”！
我以丰富的贫穷和粗鲁的忠实，
来接待你，
却连称赞一声你的美丽也不会。
我们的小屋一开始就那么黑暗，
却在小屋中摸索着未来和明亮的天堂，
我们用温暖的舌头舔着哀愁，
我用粗糙的大手紧握你柔弱的手，
战胜了多少无谓的忧伤。
（《老婆呀！不要哭》）
在回想当年时，中年的黄永玉写出了他们初恋的浪漫与温馨。
再过许多年，年过八十的黄永玉，在接受电视主持人杨澜的采访时，他又一次回想当年，谈初恋以及随之而来的梅溪“私奔”。在许多次的讲述中，这是他讲得最生动的一次。
黄永玉：有一天我没有钱，我大概有八毛钱吧，有块木刻版，很想买，很好的梨木板，但是头发很长，那个时候不兴留长头发，我想理发，理发那就没有木板了，买了木板就不能理发这样。她说“你去理发吧”，我说“理发木板没有了。”“那我送你一块木板吧。”怎么好要她送，不太好意思。好吧，去理发了。理完发我想：“万一她不送怎么办？”
杨澜：您还在想这个问题。
黄永玉：后来不送那就糟糕了，到后来真的送了一块木板给我。
杨澜：那说明对您也有点意思。
黄永玉：有一天我就问她，我说…就是和她逃经跑的时候，我说“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她就说“要看是谁了。”大概她知道是我，我说“那就是我了”。
杨澜：她怎么回答的呢？
黄永玉：“好吧”。大概是这样的。
杨澜：但是她的家庭是挺反对你们结合。
黄永玉：她家里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反对得厉害。后来我就到赣州，到了赣州我在报馆工作，她的家里就把她带走了。我正在难过，在报馆工作难过的时候，忽然间来了个电话，她从赣州打来的，她跑过来了。她没有钱怎么跑的呢？演剧队的人也在韶关，都是党员，地下党的。就把金链子，把钱借给她，她卖了，然后坐了黄运车，就是那种运货的车子来了。
杨澜：就是来找你。
黄永玉：来找我，到了赣州。我就骑了个自行车，借了个自行车，一百二十里，快中午…上午九点多十点钟，骑了个自行车，奔一百二十里，骑快车，像赛车一样的，骑…骑到离赣州快十多里了，黑了，完全不能骑了。住了个鸡毛店，真是鸡毛作被子，散的鸡毛盖在身上，跳蚤咬…要不然冷。第二天一大早把鸡毛拍了，头发都是鸡毛，然后再骑车。
在赣州一个小旅店里，在一批文艺界朋友的欢笑声中，两个人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
回到信丰，黄永玉为梅溪刻了一幅作品《春天，大地的母亲》。
你的微笑像故乡三月的小窗和“棘园”，
使我战胜了年轻的离别，
去勇敢地攻克阿波罗的城堡，
你的歌，使我生命的翅膀生出彩虹，
你深远的眼睛驯服我来自山乡的野性……
（《老婆呀！不要哭》）
漂泊者的春天，微笑着如期而至。
十三岁走出凤凰，二十岁走进信丰，七年时光仿佛转眼成为过去。漂泊仍将继续，但未来的一切，都将因梅溪的进入而有了全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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