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览现场
3月23日，位于美国纽约的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推出中国画特展——“河上花：中国花鸟画之道，1368—1911，天津博物馆/常州博物馆藏珍选萃”。展览展出了天津博物馆和常州博物馆的70件（套）作品，均为吴门画派、金陵画派等明清重要画派、重要画家的花鸟画藏品，较为完整、清晰地展现了明清中国花鸟画发展的脉络。本报特邀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馆长暨总策展人海蔚蓝撰文，解读中国花鸟画的创作传统以及蕴含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
中国艺术历来将书法绘画视为最高端的视觉形式。绘画则以人物、山水、花鸟为三大门类，鼎足而立。人物画“成教化，助人伦”，山水画拟山川、造幽境，花鸟画类万象、悟生趣。这三种绘画的形式和内涵虽各有侧重，但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从整体上体现了中国人信奉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实在可谓自然化人、人化自然。尤其是花鸟画，表现了从自然中感悟的生命意蕴，寄托着生活的愿景，显得格外生动可亲，为构筑一个中国式的理想生活蓝图锦上添花。
自公元3世纪到7世纪的400年间，是花鸟画从萌芽走向独立成科的时期。花鸟画中“逼真”的审美要点，在此时大获赞赏。3世纪时的名画家曹不兴，其画艺为吴国“八绝之一”，曾为吴大帝孙权画屏风，误落墨点，便随手画成苍蝇，孙权以为真蝇，以手指弹之不去；六朝萧梁时的张僧繇，于金陵安乐寺寺壁画四龙，不画眼睛，一说点睛，龙便欲破壁而飞；还有北齐王子高孝珩的壁画《苍鹰图》，栩栩如生，吓得别人不敢靠近。无论曹不兴“拂蝇得名”，或张僧繇“画龙点睛”，或高孝珩“壁鸠驱人”，皆旁证了以“逼真”为花鸟画审美标准的时代特征。
隋唐至两宋，7世纪至13世纪，是花鸟画以工笔重彩形式和院体风格为主的花鸟画高峰期。唐末五代的10世纪，偏安成都的西蜀宫廷，首开中国第一个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皇家画院自此便以不同的名称和形式，存在和传延了上千年，成就了皇家美术的院体架构。后蜀时期，蜀地的天才画家黄筌（903—965），自17岁便侍奉皇室，接着与其两个儿子居寀、居宝，都以翰林待诏的皇家画师身份，得宠于蜀皇室达三世之久，人物山水花鸟均得其名，尤其工写生，多写禁御珍禽瑞鸟、奇花怪石，如所绘纯白稚兔、金盆鹁鸪等，用笔工整，设色浓丽，被尊为“黄派”，统领着蜀地画院，奠定了院画的审美趣味。同时，长江下游的南唐宫廷，也在其都江宁（今南京）创建图画院，设翰林待诏、祇侯职位为皇家画师。本地江南仕族出身的徐熙，成为这一时代的花鸟大家。徐熙志节高迈、放达不羁，所写多江湖汀花、竹木鱼鸟，以笔墨为格，杂彩副之，学穷造化，意出古今，曾深得亦善花鸟画的南唐后主李煜的厚爱，其绘画风格或启迪了士体花鸟画的审美追求。
宋代（960—1279）是中国花鸟画的巅峰，其中中国历史上最艺术的皇帝宋徽宗（1082—1135）亲手打造“宣和体”，将花鸟画写生传神的追求推向登峰造极。宋徽宗察物之致，曾注意到孔雀飞起时先伸左腿；欲求传神，曾尝试以生漆点睛。其当政的政和二年（1112年），正月十五的上元节次日，祥云瑞鹤集聚端午门，被视为吉兆，徽宗便特意绘制《瑞鹤图》。也是宋徽宗，在花鸟画中刻意追求绘画的人文意蕴，不仅以诗赋为题来择选画师，他本人也实践着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的创作。可以想见这痴爱花鸟画的“天下一人”，身先士卒，对花鸟画的审美标准、人文学养和祥瑞寓意的追求，乃至对文人情趣的导向，或都曾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宋代也是士体花鸟画形成的重要时期，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就是“墨花”或“墨卉”。宋代文人或许受理学格物致知的影响，上追魏晋，继续感悟生命意蕴，并述之于诗文书画，施之于日常生活，而将中国艺术引向“尚意”的追求灵性的境界，蕴育着中国艺术之极致。宋四家之首的苏轼（1037—1101），不仅在文学上有50多首咏梅诗，可与其同时代周敦颐（1017—1073）之《爱莲说》相共鸣，并亲身实践墨竹墨石和阐述其理念，如：“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气，看数尺便倦”，直接为文人画造景造势。因此，“墨花”的诞生，就是宋代士大夫在哲学、文学、人格追求的艺术体现，苏轼无疑是其领军人物。
南宋偏隅临安（今杭州），院画风格为之一变，多趋于傅色清淡之作，以勾染为主的以工带写的形式，变色彩为墨彩，变富丽为淡雅，变拘谨为灵动。士体一路，发展了北宋以来的“墨花”，如扬无咎的墨梅、赵孟坚的兰蕙。元代的赵孟頫（1254—1322），以“作画贵有古意”的思想，影响了有元一代的书画。墨卉的梅兰竹菊于此阶段成为士体花鸟画的典型代表，酝酿着明清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前奏。
明清以来的500多年间（14世纪至20世纪初），院体、士体仍然是花鸟画发展可依据的两条主线。明代院体花鸟画的特色，一是从传统中寻找灵感，复兴传统的唐宋工笔花鸟画，以边景昭为代表和以孙隆为代表的从10世纪徐崇嗣的没骨法中开创的粗笔没骨形式；二是从绘画技法中寻突破，如林良创粗笔水墨形态的花鸟画，以及糅合边景昭的工笔和林良粗笔水墨之美的吕纪。
明清时代的士体花鸟画，以水墨写意为显著特征，更趋向于个性的自由表述，并逐渐成为此一时期花鸟画之主流。尤其在江南一带陆续出现了几个画派，如吴门画派、常州画派、扬州画派和海上画派等。其中吴门画派之首沈周（1427—1509）的花鸟画，以写带工的形式，“平淡古朴，大雅不群”，其“花鸟走兽之类，皆别有天趣，非写生家所能及”，开启了富有文人情趣的写意花鸟画。
清初的常州画派，是著名的花鸟画派，开派者恽寿平参考前人沈周、孙隆等人的作品和文献记载，创造“仿北宋徐崇嗣”的没骨花卉画法，渲染为主，设色通透，淡雅如生，天趣盎然，风靡全国，且影响长远，不仅其族人门生数代相传，例如清代晚期承其没骨法的广东画家居巢（1811—1865）、居廉（1828—1904）堂兄弟俩，又演绎出“撞水撞粉法”，开创和形成了“居派”花鸟画，为世瞩目，并成为岭南画派之先驱。
常州画派之后，号称“八怪”的扬州画派，如金农、郑燮、李鱓、罗聘等，挥墨有风，笔走龙蛇，将写意花鸟画推向更具个性的表述。这一批多以画谋生的画家，也是中国绘画史上早期职业画家的重要群体。
明清时代也诞生了水墨大写意花鸟画，将无形的精神灵性，化作有形的水墨效果，变幻莫测，耐人寻味。清初的四画僧，尤以八大为著，借着大写意的水墨花鸟画，将独立不羁的个性表述得淋漓尽致，前无古人，后鲜有来者。
清末民初海上画派的诞生，是中国在中西交融特定时期的产物。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政治和经济局势的改变，很快促使上海成为中国的经济和艺术文化中心。自清末“海上四杰”的吴昌硕、虚谷、任颐和蒲华，和以张熊为首的“沪上三熊”（另两位是朱熊、任熊），海上画家融入了来自周边江浙及更远地区的艺术人才，致其后有海上六十家之说。以花鸟画为重要题材的这一画派，在上海为西方文化浸淫和商业性追求的环境中，在绘画上也呈现创新和多样化，例如对西画的明暗、色彩、笔触的参照；在题材上，因社交的广泛需要，雅俗共赏的画题流行，如四季花鸟、牡丹富贵以及寓意吉祥的岁朝清供等。从整体上看，海派花鸟画作品更趋向通俗化和商业性。海上画派作为20世纪一个重要的画派，是中国古典绘画向现代绘画过渡期间不可忽略的一环。
（作者系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