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吉奇 “花园蛋”座椅 1968年
塑料、布艺坐垫（维特拉设计博物馆收藏）
38年前的1985年，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曾经举行过20世纪中国最具规模的“产品 形态 历史——德国设计150年”展览，给开放不久的中国设计界以巨大的震撼。正如题目，从1820年开始，止于20世纪70年代，确乎是“设计史”的线索。
19世纪20年代是德国所谓的“毕德迈耶时期”，拿破仑战争后，整个欧洲，包括德意志各邦国在内，进入倒退的“复辟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对现实失望，但又无力改变，于是退回到个人生活和家庭中，“毕德迈耶”从原来的讽刺小市民世俗化和庸俗化的贬义词，变成了生活简朴和知足常乐的代名词。知识分子经营生活，确实改变了手工业时代的家具和生活用品，将此溯源为德国设计的开始，显现了德国设计不同于英国、法国等的立场。但那次展览的下限却不包含“东德”，对1945年后的叙述只是“德意志联邦”，这在当时也好理解——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还要再过4年以后。因此，那次观展的中国专业观众不知道还有遗憾：包豪斯的发源地魏玛、重要的设计教育全面展开地德绍，此时都在东德境内，它们怎么样……。
这个展览补上了这一段历史。但知道包豪斯的观众会意识到这不单纯是时间的续接，而是包涵着深刻的设计选择。作为世界现代设计教育先驱的包豪斯人，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1945年后各自会有什么样的作为和命运，他们都好吗？记得2010年我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策划“包豪斯道路：历史、遗泽、世界与中国”展览时发现，“二战”以后，包豪斯人和思想的命运在东西德、在美国，都因激进的思想和形式主义追求，不约而同，受到了各国的批判。
中国的设计师们很好奇，两个国家一个民族，拥有相同的传统和生活习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那些当年深受德意志制造联盟和包豪斯“大师们”影响下的设计人，在不同的国家意志和经济体制下，究竟分别为人民创造了什么样的物质生活？
展览为我们努力还原了当年的事实。在“同一叙事”中尽可能客观地观照东西德两边的设计成就。在300余组/件展品中，既有迪特·拉姆斯、汉斯·古格洛特等西德杰出设计师，也有鲁道夫·霍恩、玛格丽特·雅尼等东德优秀设计师的重要作品；既叙述了乌尔姆设计学院、奥芬巴赫设计学院等对设计的新的探索，也展现了柏林白湖艺术学院以及哈勒艺术设计学院对设计人才培养的贡献。有意思的是，在他们各自发展中，策展人没有局限于设计作品介绍，而是将它置于国际主流设计的大背景中，在分析社会价值和体制特点的前提下，肯定了东西德设计的不同贡献，特别是东德设计在满足大多数人使用产品方面的努力。
分离的40余年中，两德设计的交集令人瞩目。1974年开始，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遗产保护的需要，东德对在战火中毁坏严重的包豪斯校舍开展重建。1976年建筑重新开放，来自世界各地的包豪斯人聚首于此，这应该是1933年包豪斯解体后新的重逢，其反思意义无需赘述。70年代以来，欧美的能源危机和商业消费推动的无节制的设计，两徳设计师同时意识到经济、耐用、可循环的重要性；到80年代，虽然原因各异，但手工艺和小规模生产，不约而同在两边兴起，等等，这些都增加了这个展览的可沉思性质。
（本文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