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宗慰 灯红酒绿 147×162cm 纸本彩墨 1948年 私人收藏 龙美术馆提供
提起孙宗慰，我们想到的：他是徐悲鸿艺术理念与实践的追随者；是张大千敦煌之行的重要助手；是中国西部题材创作的开拓者；是中国舞美基础教学体系的建构者；更是人民生活、社会生态朴素的描绘者。
1912年出生于江苏常熟的孙宗慰，少年时代，虽经过丧母之痛、家庭破产之难，但依然坚持自我的追求。1934年是他人生中的重要一年，他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幸运的是，他遇上了欧洲归来的徐悲鸿，并成为他的学生。徐悲鸿所强调的写实和严谨的造型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系统学画之初，便接受了延续自法国学院派的西画教学体系，尤擅素描、油画。从《手拿榔头的自画像》等作品中可见其坚实的素描和造型功底。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年后他加入“中央大学艺术系战地写生团”奔赴第五战区前线进行抗日宣传，这时期他绘制了大量速写。1938年他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绘画创作与教学工作。
1941年，张大千即将踏上敦煌艺术考察之路，需要一名有绘画写生能力的助手。经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吕斯百的推荐，加之张大千对其艺术功底的认可，孙宗慰正式成为其助手，并开启对他影响深远的西行长路。
敦煌考察期间，孙宗慰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摹绘壁画、写生雕塑、学习藏画制作以及颜料磨制。敦煌壁画给他带来的视觉震撼和冲击，亦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开始尝试以中国水墨作画，并逐渐领会了另一种方式——摹绘。这亦使他成为第一批涉足西北少数民族绘画题材的艺术家。
在敦煌临摹后的创作中，他有意识地减弱光和影在画面中的作用。他的临摹颇有特点，并非纯然照搬腾写，而是天然地流露出个人天性与艺术情感，在写实与写意之间散发趣味。临别敦煌之时，张大千向他赠诗一首，表达了肯定与感激：“异代兵戈地，行人说鄯州。九秋方割麦，六月或披裘。台见鸟孤壮，城摧汉将愁。只今合五族，随处起番讴。西宁一首，时与宗慰仁弟同游也。”
在他之后的20多年艺术道路中，更为成熟而独特的探索是在四川和重庆的风景画写生创作。1942年，孙宗慰返回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继续任教，很快进入了其创作的高峰阶段，《蒙藏服饰》《驼队》《月牙泉》《冬不拉》等作品均在他塞北归来的五年间创作完成。徐悲鸿看到他在西北画的大量速写和油画作品后大为惊叹，同年聘其为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
1943年，孙宗慰跟随徐悲鸿筹备在重庆举办的“中国美术学院画展”；1944年参加在重庆举办的“劳军美展”“孙宗慰西北写生画展”，引起画界轰动。被徐悲鸿誉为反映蒙藏游牧生活、开拓胸襟眼界的先驱者之一。1945年他在重庆举办个展，徐悲鸿、傅抱石等以专文肯定他的艺术成就，徐悲鸿书写“尊德性、道问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以勉励。
1949年，徐悲鸿接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孙宗慰被聘为北平艺专副教授，担任素描教学工作。到北京后，孙宗慰经常前往故宫观摩和临摹古代经典绘画作品，为其融会中西的艺术创作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如《北平市民生活一景——煤车》、《灯红酒绿》、《打粥》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宗慰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艺术创作中，赴天津新港等地写生，创作了一系列以表现工厂劳动为主题的作品，融入描绘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1955年院系调整，孙宗慰被调到中央戏剧学院，与冯法祀等先生共同研讨舞台美术基础教学，因地制宜抓基础教学，对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的方法和经验加以发展,开创了戏装人物写生等教学的新形式。
从1946年徐悲鸿撰写的展览前言中对孙宗慰艺术有“画面异方情调”的强调；到1983年冯法祀对其“扎实的基本功”“有计划、有分析地塑造，是‘画’不是‘描’”的评价；再到邵大箴对其中西艺术融合特色的分析，以及当代学者对其作品的解读，可以了解到实像模写和心象图绘两种不同心性文化的主流绘画系统对孙宗慰绘画性实践的筑基与影响。
他性格沉静内敛，学识广博。可惜的是五十年代后期，身罹胃疾，术后体质大衰，但仍坚守教育岗位，堪为今天青年学画者之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