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娥诔辞》 韩愈题记
中晚唐时期，书界在颜、柳的影响下大讲法度的时候，有一位文学家却以极大的热情描述着当年张旭作草书的情景，借张旭之手表达了自己的书法美学思想。他是大名鼎鼎的韩愈。
他所撰《送高闲上人序》，短短数百字，不仅对张旭的草书作了极好的分析，而且揭示了书法之为艺术的根本规律。
韩愈的这篇短文，说明了张旭的草书不是形式铺陈，也不是技术的摆弄，而是情感的抒发。“有动于心”，才发而为书。张旭草书意象的多样化，不仅有前人意匠的继承，更在于从客观世界各种形、质、意、变中积累感受，化为艺术语言，“可喜可愕，一寓于书”。
第一段连用一系列例证，说明大而治天下，小而治射、治牛、治音声、治病等等，都必须专心致志，不见异思迁，不分散精力，才能成功。这好像与高闲无关，但联系下文论草书，便看出这一段的言外之意是：高闲既学草书又学佛，不能专心致志，其草书必然学不好。
第二段以草圣张旭为例，说他“善草书，不治他伎”。接着就“不治他伎”、专精草书发挥：凡“喜怒、窘穷、忧悲、偷佚”等等，只要“有动于心”，就“必于草书焉发之”，凡“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等等“天地事物之变”，也“一寓于书”。因此，“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正面论述张旭草书之所以能达到惊人的高度是由于“不治他伎”，则高闲学佛给学草书带来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才落到高闲学草书，仍以张旭为标尺。“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大意是：张旭对于天地万物的一切变化都分清利害，情感在胸中燃烧，为实现愿望而奋力进取，进取中尽管有得也有失，但精力旺盛，追求不已，然后把这一切全部从草书中表现出来。以此为标尺来衡量高闲，说他学佛教，“一死生”，于世“淡然无所嗜”，于心“泊然无所起”，与张旭热爱生活、激情燃烧、一切借草书发泄形成极大的反差，因此，他的草书不能达到张旭的境界。
在韩愈看来，张旭的草书既是生活感受孕化的形象，又有随情而发的创造，不是无情无性的程式重复，因此“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韩愈认为，作为伟大书家的张旭，其基本修养在于他积极的人生态度：“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张旭不像晋人那样，强调闲情逸致、淡于世情。张旭并不超脱，恰恰是喜、怒、窘、穷，无不牵动感情。正由于此，他才能将“勃然不释”的“得”和“丧”一寓于书。
在此之前，在书法创作中，没有人像韩愈这般对主体情性的作用强调得这么具体、这么实在。这一观点是韩愈从文艺创作规律的总体认识出发，阐发自己对书艺创作的理解，同时也是他对张旭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在韩愈看来，最终决定书法之为艺术的，不在技巧，而是情感、气格的充分表露。没有它，就不能创造感人的艺术。可以想象，如果韩愈早生，与张旭同时，他或许也和李白、杜甫一样，是张旭书艺的热情鼓吹者，使盛唐书法出现更大的浪漫主义热情。但是，以浪漫主义激情滋养书艺的时代终究随历史过去了，求实的、以法度为书的时风取代了昔日的浪漫主义精神。作为出家人的高闲虽然也掌握了狂草的形式，却唤不起张旭那种豪迈的激情。“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相比张旭的创作心态，“浮屠氏”把生死看做一回事，一切淡然，“其于书得无象之然”，即无所欲而至，就不可能有那种感人的形象了。虽然韩愈最后作了一些勉强的保留——“然吾闻浮屠氏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即并不否定高闲也可能有自己的艺术天地，而讲文以载道、文以载情的韩愈，仍是赞成书法反映人的真实性情的。韩愈所强调的积极进取，关心现实利害，激情燃烧，把天地万物的变化所触发的喜怒哀乐之情从草书中发泄出来，使草书成为感情的外化、人格的再现，有其中肯之处，可适用于一切艺术创作。
僧人也不是都不能成为大书法家。智永是僧人，书法成就颇高；怀素是僧人，以善“狂草”名世。韩愈在这篇有名的《送高闲上人序》中，似乎是想鼓励高闲学学张旭，不要一切无动于心，而要用积极用事的生活态度，孕发自己的草书激情。这无异于让高闲放弃宗教信仰改变人生态度，这显然很难。而且韩愈还没有想到，高闲迥然不同于张旭，也不同于怀素的书法追求，已预示着中唐书法又向一个新的阶段发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