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刘进宝
2021年，我的博士生导师、敦煌吐鲁番文书和唐史研究专家朱雷教授在武汉病逝。回想起受教于朱先生门下的点点滴滴，不论是学术训练还是待人处事，朱先生都给了我很多指导，令我深受教诲。朱先生晚年受新疆博物馆之邀整理新发现的吐鲁番文书，十几年来基本上每年都去乌鲁木齐做一段时间的研究，即使生病后，还坚持完成相关工作。2019年文书整理基本定稿，朱老师却因脑中风住院了。
去年4月，我和夫人去武汉看望朱先生。尽管身在医院，可他最放不下的还是《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的出版。7月，巴蜀书社的领导到医院和朱老师签订了出版合同，终于帮朱先生完成了这个心愿。7月中旬，为了参加“纪念唐长孺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早晨七点多，家人便从汉口的医院把朱老师接到武汉大学参会，朱老师坚持参加了全程活动，直到晚上八点半才离开。那天下着雨，和朱老师告别时，我心里非常敬佩：先生身上所体现的，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对学术研究的深切责任感。没想到，那竟是我与恩师的最后一面，其中的无尽遗憾，无法言说。
我们党历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寄予厚望。传承弘扬敦煌文化，需要我们一辈辈学人不断努力，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而这，正是我们作为新时代共产党人情怀追求的集中体现。
2022年，我将继续努力，以传承、研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为敦煌学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