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地区在历史上盛行文人墨客交游，特殊的地域环境造就了优良的文化氛围和久远的书画研学。这里也融汇了汉文化和楚文化的优良传统，从而造就了空灵、清新、明快、俊秀的独特面貌。浙江籍人物画家在不同时期都影响着中国画坛，中国美术馆藏浙江籍艺术家人物画作品，以片段化的图式展现了整体的历史面貌和艺术演变。
明清人物画多依托古代仕女、高人雅士来表达理想中的文人出世之念，从中涌现了许多浙江籍代表性画家，如陈洪绶、费丹旭、任伯年、陈半丁等，对现代人物画坛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明末陈洪绶人物画以奇特的造型意趣，构成了鲜明风格，《听琴图》勾勒出三位文人，围坐在一起抚琴和赏琴的场景，人物造型奇趣，线条平行勾勒似折带皴，用色饶有古意，石头的刻画与人物衣纹形式极为协调，多层次盘结在一起，既能体现质感又呈现奇绝之美。清代画家费丹旭擅长肖像画，尤其仕女补景，画面工写兼具，设色柔丽，清雅秀美，被称为“费派”，《红楼故事图》根据作者对原书的情节和个人理解进行创作，淋漓尽致刻画出人物的身份、年龄和性格特点，画面人物极有辨识度，他的作品风格影响了民间年画和近代仕女画。清末重要人物画家任伯年，为人物画由古典转向现代搭建了桥梁，他的作品吸收西方写实绘画和民间肖像画的写真，兼容文人画意趣，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对20世纪中国人物画家的创作，产生了兼容并蓄的启发，《桃源问津图》作于1886年，为任伯年绘画艺术鼎盛时期作品，取“喜无樵子复观奕，怕有渔郎来问津。”诗意，率意的笔法与大气的设色，每一位人物塑造传神有呼应，形象非生活再现，而是高度提炼，突破了古代传统笔墨，显现了西方造型的意识，众多人物置身于山林间，画面和谐，又表现出文人的雅逸气度。陈半丁1984年在上海与任伯年相识，后拜吴昌硕为师，初习任伯年，后学陈老莲、高其佩、石涛之法，画有古意。他不以人物画为主，常作山水画点景，《江上泛舟》是典型作品，人物、小舟虽是点缀，却尽显幽茫意境。
明清两代虽有以上所述代表性人物画家掀起了一些波澜，但难挽其颓势，人物画渐趋平淡，随着20世纪的到来，由于时代发展所需而逐渐呈现上升态势，激起了中国画家迈向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在漫漫路程中，艺术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将新的视觉体验转换成讴歌时代精神的人物画，从中涌现出诸多优秀的浙江籍画家，如叶浅予、潘絜兹、周昌谷、顾生岳、方增先、刘文西、姚有多、吴山明、谢振瓯、徐启雄、韩硕等。
叶浅予没有经历系统的学院训练，他的水墨作品主要以速写切入，长于动态和神韵的把握，叶浅予受聘于徐悲鸿任院长的中央美院，因此，他在教学上延续了徐悲鸿主张的写实教学，在此基础上又强调了传统线描的研习，他的许多作品，展示了对舞蹈人物动态和神韵的主观感受，不太符合现实比例的人物造型，修长的双臂突显了舞者优美的韵味，尚意的线条、明快的色彩，恰切地表现了印度舞的韵律，也充分显现了中国画独有的水墨魅力。潘絜兹曾工作于敦煌艺术研究院，对壁画有着全面的研究和临摹，传统中国画滋养了他的创作，其代表作《石窟艺术的创造者》，获法国春季沙龙金奖并参加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他以严谨的笔法和丰富的设色营造画面，再现了敦煌鼎盛时期的繁华场面，受阶级观念的影响，他用画面来表达自己的艺术思想，赞颂古代画师的超凡技艺而抨击统治阶级的庸俗贪婪。周昌谷最初在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学习油画，后留校任教并接受教学任务安排，赴敦煌莫高窟考察临摹，在敦煌考察学习后深入藏区进行创作，作品《两只羊羔》正是这个阶段完成的。画面表现了一位天真无邪的藏族女孩，用充满爱怜的眼睛，默默注视着两只刚刚出生的小羊羔，纯洁的少女与可爱的羊羔构成了温馨的画面，表达了对生命的礼赞，作品设色简洁、造型生动，主要以水墨烘托画面，体现了作者对水墨的高度理解和驾驭能力，这幅作品于1955年参加世界青年联欢会并获金奖。刘文西是一位纯正的南方人，浙江美院毕业分配到西安美院工作，深厚的黄土高原文化底蕴，成就了他作为陕西现实主义人物画的代表画家，从他的毕业创作到后来的作品，都流露着强烈的陕北风情，《祖孙四代》是众多作品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品，这幅作品描绘了朴实的农家四代人，他们屹立在黄土地上，眺望前方，扎实的造型能力塑造出四代人不同的气质，醇厚的笔墨表现出了岁月的变迁，如雕塑般的群像充满了整个画面，作品尺寸虽小，却极具视觉张力。……等等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从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中国画的继承、探索和创新，在当时以及今后都有着研究和学习的意义。
中国美术馆藏浙江籍艺术家人物画作品，虽然有着地域的身份，但艺术家与作品随中国人物画一路走过曲折、跌宕而充满神奇的光辉历程。回眸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在新视觉时代，思考这一优秀的传统画种，怎样将新的视觉体验转换为讴歌时代精神的新人物画，是所有艺术家亟需解决的问题，当我们不断思考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人物画在中国美术史中也将更为绚丽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