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培贵：坚守传统读书人的风骨

京华六月，天气异常怪异，闷热的天气转眼间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瞬间，首师大变成一片汪洋。我与叶培贵教授虽同在首师大的校园里，近在咫尺，终未能谋面，天公不作美，如之奈何!隔数日，余再赴首师大，终于在一幢红色的小楼里(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叩访了仰慕已久的叶培贵教授。



　　叶培贵，1968年生于福建，是我国首批书法博士(共三名)。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师从欧阳中石教授，1998年获文学(书法)博士学位，曾任首师大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院长，现为首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协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这一系列的头衔，给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书家，也是著名的学者和书法教育家。



　　与叶培贵教授的一席访谈，令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鉴于叶先生对当今书界的精辟见解，及敝人水平所限，故用语录式记录本次访谈，希冀能将叶先生的从艺生涯及对书法教育的深远见解更完整的展现给读者。



　　从凑热闹到启蒙



　　问：您是书法教育界年轻有为的学术骨干，请跟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您小时候的情况。



　　答：您过誉了!我远谈不上什么学术骨干。我祖籍福建南安，十岁左右从南安迁到闽北顺昌县，在那读完小学高年级和中学。



　　问：当时对书法有什么概念吗?



　　答：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无非是偶尔有那么几节课，老师教教毛笔字，另外小孩子都喜欢模仿，看到哪个老师字好就跟着模仿，凑热闹。



　　问：跟老师亦步亦趋的练板书，好像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



　　答：对，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问：您年轻时对书法的兴趣，是属于儿时的爱好而已吗?能谈谈吗?



　　答：开始时就是这样。后来我读书的学校顺昌二中书法氛围比较浓厚。有几个老师字写得好，一个教数学的刘老师，板书很潇洒，爱写草书，属于会家子，练过的那种。还有个语文老师，小楷很漂亮。到高三时，顺昌县建了个青少年宫，从厦门和本县招来五位教师任教，我比较幸运地受到半年左右的培训。比起原先仅凭兴趣的学习，这半年可称得上是启蒙。五位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直接指导我的黄建勋老师尤其关键。他对书法十分虔诚，从他身上我才知道书法对有些人是可以这么有吸引力的，是可以让人为它付出这么多的!这一点对我影响至深。

在北师大，体验读书人的风骨



　　问：启功先生在北师大有很大影响，您在北师大四年的大学生涯，他对您有何影响?



　　答：很遗憾，我无缘得到启先生的亲授。我1987年入学，听说他1986年就不再给本科生授课，他讲课我没赶上，但他的著作看了不少。《论书绝句》在香港出版，我买不到，就复印了一份，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法专著，典雅深邃，充满睿智，有醍醐灌顶的作用。另外，我还幸运地听了他的高足秦永龙教授的《书法常识》课，受益匪浅。



　　北师大校园书法氛围很好，学生书法活动活跃，常有各种讲座和展览，我当时就有机会听到欧阳先生的讲座，还记得他留下的墨宝“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有点不务正业了，大约有一半时间花在书法上，一半零用钱用来买书法书和纸笔。在中文系我不是个好学生，三年没拿过奖学金，哈哈哈。



　　问：在北师大的深厚文化底蕴下，像启功先生这样知识渊博的国学大家，你觉得对秦教授的影响大吗?



　　答：秦教授是古文字专家，也是地道的国学专家，和启功先生一样都是有风骨的人。有两方面给我印象很深：一，尊师。启功先生尊敬他的老师陈垣先生，80年代时设立“励耘奖学金”来纪念他;而秦教授则在启先生身后设立“启功奖学金”来纪念恩师。二，重道。他对书法学有一种特别的使命感，他本是中文系教授，转到艺术学院书法系当主任，八年间呕心沥血，把书法系建成了规模。北师大书法专业虽然开设相对较晚(2000年)，但发展十分迅速，并且能把北师大深厚的文史底蕴与书法学的建构充分联结起来，路子十分雅正。



　　问：读本科期间，您是怎么练字的，举例子谈谈。



　　答：很惭愧，我笨得很，没有什么艺术天分。《书法常识》课最后有个考察，每个学生写写字，我写得差，才拿了及格。虽然这么没天分，但还是有兴趣。我一般不怎么睡午觉，又没地儿玩，只好写字。另外有个坏习惯，不足为法。我从小功课还可以，但是课外书读得少，面很窄，到大学后一些课程听着吃力，不是老师讲得不好，是自己理解不了，又不能逃课，有时就把字帖带到课堂，用钢笔照着写。这些做法很不专业，零敲碎打，写不出像样的“作品”。


扎根首师大，追随欧阳中石先生



　　问：您考研准备了多长时间，有专门准备书法方面的复习吗?



　　答：考研很偶然，报名前不知道当年有这个专业，毕业实习时景山学校的一个老师告诉我欧阳中石教授要招一名书法研究生，我不知天高地厚，糊里糊涂地跑到学校，问欧阳先生是不是已有中意的学生。他说：“我的门是敞开的，只要你考得上，我就招。”这话很激励人。和大多数考研的一样，最困难的是外语和政治，专业倒没怎么费劲。



　　问：当时欧阳先生是怎么评价你的?



　　答：这我可就不知道了，只知道后来的学习很不令他满意。他人随和，要求却很严格。他要求“打圆心”，即学历史上被公认的最好的，要能指哪儿打哪儿，我做不好;临帖时，要求学生放下自我，去找字帖中的他，我也做不好;他反对死练字，要求用智慧夺取时间，这我更做不好了——他有大智慧，举重若轻;而我比较笨，勉强不来。直到博士二年级，有一天他看了习作后突然说，有点沾边啦。挤压时间长了，突然听到这句话，出乎意料，我费劲捉摸了很多天，才粗粗明白他的所指。他有些要求似乎不近情理，令人困惑。比如说要你写个自认为最拿手的字，然后检验它像不像字帖上的。怎么检验?他甚至会要求你拿个尺子去量!结论则往往是：连最拿手的字都没写好，就不要说你临好了这个帖!

问：读研临帖，有没有碰到困惑的事?



　　答：临帖最大的困惑就是怎么临进去。什么叫做真正临进去?是像以前工人复制一遍，还是临完了能储存并加以运用?欧阳先生说过一件事，一个老学生给他两批字，一批是临别人的，一批是自己写的，看完后是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临的很好，难过的是写的跟临的完全不相干!我那时候也经常这么让他难过，当然自己也很痛苦。到他说“有点沾边”之后，我稍稍明白了点儿两者的微妙关系。他不肯 提前说这种关系。一方面，提前说了你也不能真懂，另一方面，提前说了你就不肯那么“痛苦”地临下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老师，非常好的教学方法。



　　问：在书法教育方面，素有“南有章祖安，北有欧阳中石”之说，您怎么看?



　　答：恕我孤陋寡闻，没听到过这句话。浙江美院(中国美院)是我国最早开始书法学科建设的，60年代就开始了。从潘天寿院长、陆维钊先生、沙孟海先生到刘江先生、章祖安先生再到王冬龄先生、祝遂之先生、陈振濂先生，好几代人持续做下来，有目共睹，那是书法教育的重镇。80、90年代还有一些高校的先生也很了不起，比如天津大学王学仲先生、西南师大(西南大学)徐无闻先生、南京师大尉天池先生、南京艺术学院陈大羽先生等等，现在高校书法教育发展十分迅速，像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等等，都很出色。所以我很赞成欧阳老师的观点：书法学科的发展，是所有人力量的汇集。首都师大1993年申请下来博士点时，欧阳先生说了两条：一，这不是我们比别人做得好，而是前辈们挖好渠，水顺着流到我们这儿了;二，必须集思广益，邀请全国力量，才能办好。所以当时他委托两个老师一个往南一个往北，向各校专家求教，并邀请他们成立了首师大书法博士生考试咨询委员会。可以说，首都师大书法博士生的培养体系的建立，离不开专家们的共同努力。其实，深入一点看，哪个学校不是这样呢?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学术氛围，必然地形成自己的特色，但是这些个特色最终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把整个书法学科做得更好。再放宽一点看，社会上所有从事书法事业的，不也都这样吗?!比如文化管理部门、书协、各种相关媒体乃至其他社会资源，都在互动，都在互相支持，形成了强大的合力。



　　问：有关部门很重视传统文化，您怎么看待文化创新，如当代艺术?



　　答：一个国家的繁荣，应该包括文化的繁荣，所以要提高文化软实力。我想有关部门的宏观策略应该是既做好传统文化，也鼓励文化创新的。当然，不同阶段具体关注的重点可能有侧重，但最终还是要兼容并蓄的。不论传统还是当代，只要有利于民族、国家，对人类的精神生活有价值有贡献，就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



　　问：作为第一批书法学博士，有何感受?



　　答：第一批，对我个人讲没有意义，之后的学兄学弟，水平都比我高，只是他们没有赶上参加那年考试这个点儿而已。对书法学科而言，产生第一个博士点则是有意义的。中国的新学堂是按西方学制设立科目的，书法没有相同的西方学科可供借鉴，所以在新体制中长期缺席。博士点的设立，标志着书法回到了体制内。



　　问：这种缺席是好是坏呢?



　　答：很难说。好处是可以保持固有的特质。潘天寿先生在浙江美院主政的时候，把线描拉回来做基础课，这是一种回归。不少文史学科进入新时期以后都在反思自己的发展道路。书法在回到体制的初期没有这种烦恼。但是，能一直保持不变吗?好像又很难。社会在发展，各种文化条件都在发生变化，完全保持老样子没有可能。保持传统不等于不发展、不变化。



　　长期缺席带来一个潜在的问题——使书法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产生了一些对话上的障碍，书法与其他学科之间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远没有古代社会那么显著，这对书法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回到体制后，学科间的交流会日益加深，书法终将重新成为整个精神领域共同参与构建的一种艺术样式。



　　恩同再造，执鞭教坛一展风采



　　问：怎么步入教师生涯的?



　　答：这当然还是要感谢欧阳先生。不管是做人、做学问还是写字，他对我是恩同再造。研二他安排我给专科生授课，讲到学期中，他突然跟我说：讲课要用材料来证明你的观点。我怀疑是学生提了意见，他说不是，是有一天偶然经过教室，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其实，我知道他是专门来的，他不会“偶然”到那教室去。通过这句话，我知道了点儿当老师的方法：要使人昭昭，自己不能昏昏，这就要真正消化材料。他是真正的言传身教。河北人民出版社请他给《张岱年文集》题签，他在“张岱年”后面加“先生”，出版社说这不行，他说：你们怎么用我不管，但我必须这样写，因为张先生是老师!这是教师的品质，比具体的教书技巧还重要。



　　问：谈谈您在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期间的有关事情。



　　答：我们这个学科点，从教育系发端，后来挂靠中文系成立中国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是欧阳先生，副所长是王世徵先生、张同印先生，再后来独立出来，王先生退休，所长仍是欧阳先生，副所长是张同印先生、刘守安先生，他和这些位先生已经把架子都搭好了，蓝图也画好了。到2003年，先生说要锻炼年轻人，让大家都了解一下学科建设的那些事情——这是他培养人时一贯的理念和做法，于是换了我和甘中流，让我们两个小卒子往前冲一冲。



　　问：您曾任书法文化研究院院长，跟我们说说书法文化研究院的情况。



　　答：我们赶上了学校大发展的好时候，各个学科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力度。2005年，学校领导和欧阳先生充分酝酿后，决定把所改建为院，同时建立一家书法文化博物馆。这样，书法学科在学校体制内的定位进一步明晰，和各方面的联系就顺畅了。学科内部的布局因之有了更大的空间，比如我们的硕士生培养方向就有了书法文化、书法史、书法理论、书法文化与文献、碑帖学、汉字与书法、篆刻等分科。面向更广大的求学者，我们还拓宽了培养模式，比如申办了高教自考，承接了艺术硕士、高校教师在职申请硕士学位等培养任务。



　　研究院的建设，得益于四个条件：第一是前面打下的基础;第二是欧阳先生，他是总设计师，学科带头人;第三是北京市教委和学校;第四是全院的老师和同学。当然，欧阳先生是整个事情的关键，我和中流的任务则是跑腿。他定了调子：“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切时如需。”我们院的老师，除了本身的专业方向，还要兼做一门其他文化课程，目的是拓展视野，不拘泥于写字一事。他又强调要“容”，我们就办了几件事：开了一次“书法文化国际论坛”，邀请大家一起讨论学科建设问题;设立了一个“兰亭讲席”，邀请各学科(当然包括书法)的国内外专家做讲座或开设研究课程;举办了“全国书法研究生书学学术周”，给大家提供一个集中的交流机会，这个活动已经举办了四届，第二年日本一所大学邀请去展览，第三年韩国五所高校友情加盟。这些事情做下来，效果还不错。07年教育部把我们定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进一步给予支持，03年先生让我们跑跑腿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但扪心自问，因为能力不够，我的任务完成得不好，许多事情没有达成预期目标。



　　与智者的对话，是一种享受，浑然不知时间飞快流逝，夜幕已悄然降临，门外又等着他的爱人和宝贝女儿，实在不便多扰，只好依依告别叶培贵教授。在回来的车上，有一股强烈莫名的感觉，却又道不出来。一个猛刹车，我晃了一下，豁然开窍。那股挥之不去的感觉是：叶培贵教授，坚守传统读书人风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