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祥 赵友萍专访

记者：您二老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
李天祥：她一入学我们就认识了，因为我们都在学生会工作，我是学生会主席，她是女生部部长，恰好我又做了她们班助教，这样就进一步认识了。毕业后，那时徐悲鸿老师推荐我给革命博物馆画画。因为汇报工作，她常来我画室，有时我给她讲点政策之类的东西，给她介绍书看。后来有一次她就问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一下把我给问住了，当时我就说：“说实在的我非常喜欢你”。那时还不说我爱你（笑），还不说这话。她就很直白的说：“我也喜欢你。”她一说喜欢我，我就理解是“爱”了（笑）。那我就说把咱们这情况、这关系向组织上汇报，明确化，她也没反对，当时她脑子还没到这，组织上一拍板就等于定了(笑)。

记者：赵老师请您谈谈当年李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赵友萍：人很寒酸，但精神面貌不错，也没什么好的印象。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美术学院的大礼堂里作报告，他们被徐先生派到东北工厂里去体验生活，回来以后向低班次的同学还有老师汇报他们的收获，我当时坐最后排，抬头一看，煞白的一个人，一身黑，我心想这人怎么这样？（笑）后来才知道他是学生会的主席，他连任时，我也选进去了，这样才有了近距离的接触。那时的审美标准可跟现在不一样，人好，有舍己为人的精神，这就是标准。那时看他为人民服务非常地投入，也不计较个人得失，所以同学都挺拥护他，我觉得慢慢的这人的形象怎么样也就淡化了，精神变成了一个主体的东西了，这样就接近了。另外他工作能力很强，我那时是工作能力等于零，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他经常帮我，教我该怎么去做。当时还没有升华到爱情这个高度，就觉得人不错，有一种愿意亲近的感觉，所以我时不时也到他的画室看看他的画。后来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就是发展党组织，组织上分配他做我的工作，我这人也还比较热情，也愿意帮别人做事情，替大伙服务。在一个新旧社会对比的情况下，处于一种很兴奋的状态，很愿意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和新的思想新的东西，刚刚解放，很多东西我都觉得新鲜，还有那些革命道理我也爱听。这样一来从团员到党员那就需要了解得更深入，作为要求进步的一个培养对象之一，组织上就派他来培养我，所以，后来别人说他借着发展党员把我给“搞”到手了（笑）。

李天祥：当时我们都在学生会工作，每周都开一次会，开会时我觉得她好像一张白纸，特别单纯，有工作热情，人也很好，我当时也根本没往那想，我的思想很明确，革命主义第一，其它全靠后，认为谈恋爱根本不到时候，按中国话说也是先立业后成家。48年到50年和做助教时我都是学生会主席，组织上让我发展她和几个人做党员，这里面有的人要求入党，他可能就认为自己已经够了，但是她却老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缺点，所以感觉她进步特别快。因此我向组织上汇报时，她也受到组织上的关心和表扬。

记者：谈谈您与徐悲鸿先生之间的故事吧。
李天祥：印象深刻的是徐悲鸿先生来后提倡五四精神，提倡我们画油画，提倡画人，他当时思想是很先进的，那时候他是鼓励学校搞进步活动的。我是四七年参加的，四六年考入美术学院，四八年又参加了几个运动，同年我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地下党员，当时地下党就几个人，不光是在艺术上，在思想上都是积极的。国民党撤走后，学校就是学生会了，当时地下党让我做学生会主席，徐悲鸿先生也比较赏识我。国民党那时想让徐悲鸿先生也走，毛主席就让周总理写了封信让田汉转交给徐悲鸿先生，劝他别走。那次徐悲鸿先生就一下明确了不走，还去找齐白石先生让他也不要走。解放后没多久就直接任命徐悲鸿为校长，1950年的时候国立北平艺专正式改为中央美术学院，毛主席亲自提的字。1949年学校还参加了土改，学校派我们几个人去东北鲁艺学习。50年在布拉格开世界和平大会，徐悲鸿回国时路过鲁艺，看到鲁迅深入生活什么的，觉得非常好，就动员我们要去鲁艺学习。我们这班的人就去学习了一个学期，回来正好教学改革，正式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以后我就留校当了助教，1951到1952年读了两年研究生。1953年就去苏联学习了。

出国之前，徐悲鸿先生就把我们叫去他家跟我们说：‘去苏联学习这是非常好的机会。苏联是搞现实主义，非常干净而且水平很高，还例举了很多大画家，让我们要踏踏实实学习。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到那去研究怎么才能画好色彩。’让我们回来一定要教学，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有几亿人口，出几个画家不难，但是把整个水平抬上去那才是最难的。所以回来后我就很塌心的教学。徐悲鸿先生从这点来讲是很先进的，他没有个人主义，完全是为了这个集体，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当时五四运动提出的口号就是复兴中华，他提出来的口号就是复兴中华艺术，所以到欧洲去学习现实主义的东西不是为了自己的发展。如果说整个文艺界的旗帜是鲁迅，美术界的进步旗帜实际上就是徐悲鸿。

记者：给我们讲述一下您二老在从艺道路上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吧。
李天祥：这应当感谢改革开放，那时我们没什么画了，文革过后基本没几张画了，后来又出去画了一些。不过当时教学任务很重，年龄也大了出去画也比较累，现在我快八十了（笑），她七十四了，都过了古稀之年，现在已是耄间之年（笑），但是心里头还是想画。

赵友萍：59至60年我去了西藏一年。当时文化部组织了个慰问团，下去慰问那些藏区的老百姓和干部，把我也给派去了。去了以后我参加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民主改革，这期间经常给他们演出。因为西藏话剧团去外地了，没有群众演员，结果我们几个画画的就给充当群众演员了，跟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一块演戏。当时演的《降龙伏虎》，我就充演妇女队里的队员，手里拿一个像劳动工具似的道具。那时我不懂，化妆就跟平时看着一样，别人说你这不行。一看她们化的妆，红的白的多难看（笑），她们说你这样上去整个就是一块白板，因为台上灯很亮，什么也看不见。我也不懂这些，后来就让她们给我化，上去后灯一打颜色也就合适了（笑）。这样演出了多少场我也就跟着当了多少场的演员，演员的生活我也体验了一下。当然我感觉在演出的过程中也挺好的，群众反映非常强烈，所以我觉得人民需要艺术太对了！哪怕你唱歌他也山呼海啸的给你鼓掌。到西藏在拉萨河边的纳金电站，我画了他们那的两个小工人，还有一个工地，很大的一个工程，工人多极了。我们也给演了戏，唱歌的跳舞的什么都有，把我给扮成了俄罗斯人（笑），为了像就给我画了蓝眼圈，因为眼睛不能是蓝的。演出完下台后他们就摇头，说看着你在平时挺活泼，怎么上台连动都不会动了呢?（笑）连我自己也都觉得特别僵。以前也喜欢跳舞，但是一上台就不对劲了，就是没有舞台经验，不放松。不过就是这样，人家也是给你最热烈的掌声，真心地欢迎你，我们也是真心地慰问他们，给他们演出，那是真情实感的交流。

记者：谈了那么多，您二老觉得这么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对您的创作最大的影响和感悟是什么？
赵友萍：他给我带来了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为什么有爱情的支持呢?因为人类的爱情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太重要了，困难的时候有人默默的支持，携手而过；错误的时候有人帮助，释疑解惑。当然他是常常做这些事的，因为他经历旧社会的事情比较多。我虽然也在旧社会待了十五六年，但是我相对比较封闭，一个是父母管得很严，除了上学就回家，除了回家就上学，是这样长大的，而且那时家里面又不允许随便出去，就只能在家里玩。

从专业角度来说，在色彩上的认识和开窍以及进入这个领域那是他的帮助，所以我感觉我们的爱情非常丰富的原因就在这里。世界观的帮助，生活的帮助，生活上我对他的帮助比较多，但是生活上的人际关系，亲友上的一些问题还要他的帮助来处理，这些时候我要听他拿主意，心里才会特别塌实。有了这样一种情况，画画时心态就非常平和。进入色彩领域可能是根据我爱美的心理，自己爱美所以希望自己的画也完美，然后就极力追求色彩的美。我一迈进色彩的这扇大门，就感觉太丰富了，太好了。咱们的生活就是色彩丰富的嘛，不是黑白的，也不是单色的，怎样能从生活转化成艺术，他帮助是很关键。

李天祥：快一辈子了，也都快八十岁了，有一点我是越来越坚信，也是我搞艺术的动力，就是真善美，它是我追求的目标。真善美是统一的，不能分割，单独的美不等于美，单独的真，不等于真，所以生活里面要善恶分明，搞艺术也是这样，是非分明，美丑分明，真假分明，要不然艺术就搞不好，这是我们俩在交谈时共同奋斗的目标。说起我们的感情，我们是有经验的，我们的爱情我感觉是高级的，我们始终没有变过，而且是始终如一的，没有产生过任何矛盾。在爱情上来说人家让我给介绍经验，我认为就这几个：第一，如果要谈爱情，首先政治观点必须统一；第二，必须在理想上做到一致，第三，生活上要有共同语言，生活上的道德观必须一致。

记者：您们共同创作一幅作品的时候，心态是怎样的，要达到什么效果？
李天祥：合作画画的时候我们都是共同商量的，我有创意，我说出来，她同意，我们就合作了，如果她有创意，说出来我同意了，就开始合作了，如果不同意，那我们就各自画。

李天祥----1928年生于上海，原籍河北景县。1946年以油画系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徐悲鸿先生任校长的国立北平艺专，师从徐悲鸿、吴作人等名师。1950年毕业期间创作《林祥谦就义》获一等奖，被徐悲鸿校长推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1953年由徐悲鸿校长推荐并考取了第一届赴苏联留学生，进入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在该院院长奥列什尼科夫与梅里尼科夫院士的指导下，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创作《儿童图书馆》被学院收藏，获优秀毕业证书。归国后曾任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二画室主任教授，全国美协理事、油画学会顾问，俄罗斯列宾美院名誉教授。1985年由中央美院与全国美协推荐，应上海大学特邀出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兼任上海美协副主席。在退休后与赵友萍、徐庆平等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支持下建立了人民大学的徐悲鸿艺术学院。

赵友萍----1932年出生于北京，原籍黑龙江依兰县。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9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后留校任教至1993年，1983年至1986年由文化部选派赴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进修,中国油画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女画家联谊名誉会长。曾任徐悲鸿艺术学院副院长。作品多次获得国家大奖，并广泛收藏于国内、国外美术馆及艺术机构。著作：《写生色彩学》（1980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赵友萍油画选》、《色彩学》（1985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李天祥、赵友萍油画人像写生》（1994年，福建人民美术出版社）、《李天祥、赵友萍油画风景写生》（1994年，福建人民美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