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戈专访：关注•经典的重生

这个展览叫“经典的重生”，这是“2006年中意文化交流年”在意大利罗马维多利亚博物馆举办的。朝戈老师说到，“我在表达身边的普通人的肖像中注入了某种巨人的特征，并把这种特征当作一种内在的精神现实来描绘。我相信东方也产生具有崇敬感和尊严感的艺术，它同样能够认识自我，认识人性在发展进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在我的绘画中，我坚持了旷古以来的那些基本品质，包括永恒、持久、含蓄、质朴等等。”

这个展览的新闻发布会、他们主要的电视台、重要的报纸等有报道，包括罗马市的市长和意大利左派共产党主席都出席了。我们国家的中央电视台和内蒙古电视台都做了报道，这个展览可以说反响非常热烈，西方艺术家很惊奇我们国家有这么高的水准的绘画，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未来的艺术，有很多人在谈论这个话题。

记者：您是受罗马政府邀请去参加展览的吗?

朝戈：对。2006年是中意文化交流很重要的一年，中国、意大利的艺术家们相互做艺术交流，比如世纪坛展出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作品。我的这个展览叫“经典的重生”，开始预展的时间是在四月份，后来因为他们要大选所以到六月七日在罗马展出。

维多利亚博物馆是罗马最重要的博物馆，坐落的位置相当于我们国家天安门的位置，它是一座很雄伟的建筑，被称为“祖国祭坛”。在那儿展览的艺术家都应该是国际级的艺术家。

这次受到罗马省政府的邀请，开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新闻发布会，开幕式很的隆重、也很高水准，周围全部戒严了。文化界的重要人士，像国家政要、评论界人士、媒体的代表、新闻记者、电影明星等等都来了。罗马给我的感觉和我们的国家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他们对文化和绘画的重视比我们要高得多。所以从这次展览的开幕到结束，就可以看出他们非常习惯于在这种比较高贵的艺术场所交谈并对艺术发表见解，或是谈谈政界的观点，中层、上层的艺术理念在我的眼前逐一地展现了出来。

记者：您觉得这次展览的收获是什么？

朝戈：这次去意大利我觉得自己是获得了一个文化上的拥抱。就我个人来看，大家关起门来做东西还是不行的，还是要走出去。那么我这次去就是希望接受一个判断，即我自己的水准到底怎么样。这个判断实际上是获得了肯定，他认为你是大画家，甚至是大师，媒体上都是这么称的。我觉得这是中国艺术到西方的一个演练，面对他们的学术界、文化界、高层官员，也面对它的广大的艺术爱好者。所以大家对我的展览的评价是最彻底的，因为要面对各个层面的人，大家都有很好的反映。

在展览中有位意大利文化部官员说：“这个朝戈，他是‘我们’的艺术家”你知道这个角度是非常不同的，我们一般会把外来的艺术家当成那个地域的代表。他的说法意味着他有世界性的胸怀，他把所有艺术家当成具有共同价值的东西。我听后觉得人家的水准很高，所以意大利会产生像文艺复兴那种大的文化现象，这的确和他们的胸怀有关系。

我们中国艺术家只是有一个文化圈，就是艺术家、评论家或者一些卖画的人。西方有心理学家、老师、文化界的人、律师等那些确确实实热爱艺术的各界的人士，他们看了你的作品后可以和你谈很长时间，交流很多关于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艺术确实体现在沟通上。但在我们这个土地上好像没有这种反映，人们对艺术的真实功能并没有多少人在乎。

记者：维多利亚博物馆的观众非常热情，有哪些是很值得记忆的？

朝戈：刚开始我也分不出来，以为是意大利人比较喜欢而已，实际上不是，等到翻译时才知道有意大利文、英文、德文、法文。这个博物馆夏天是旅游的地方，世界各地的人都到那交流，从东欧、南美和波兰去的人也都很喜欢我的作品，有的人甚至去看了好几次，其中一个老艺术家就喜欢得不得了，天天去，还把他自己的素描作品送给我了。

他们判断的主要观点一个就是你有洞察人类心灵的能力，再一个就是比较形而上的东西，这个形而上在中国确实是我跟观众的一个最大的障碍，这个形而上本来是个优点，抽象性不是仅仅把现实表达出来的东西，它有一种高贵的力量。可是西方很清楚的你这个艺术有灵魂，是形而上。我尽量跟他们艺术上接触，就是希望让他们对我的艺术做一个分析。他们的分析就是：你这个气质搭配的很好，他说你的艺术本质很强烈，但是你还有非常柔和的部分。这个柔和与强烈结合的很好。我在中国就得不到这样的评价，没有这样的专家能把你分析出来，我们的评论界我最好不批评，大家说不出这种话。不是说你的展览有多好，而是他们对展览的分析是非常准确的，你的人性、你的人物画有史诗性，“你的艺术有强烈的灵魂的感觉，你的艺术有各民族都具有的那种本质的东西”是一个观众这么写的，看了以后我的血就往上涌。因为我一直关心的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人们的本质问题，但是我们这个土地就没人说出来这个话，他看不出来这种东西，所以说不清楚。

记者：您为什么要将这次展览命名为“经典的重生”呢？

朝戈：当时博物馆拿到了我的初步资料后，他们也和我商量要做个什么样的展览。我想做“经典的重生”，希望不要改掉这个题目。因为这个主题对当代艺术有很大的针对性，当代的艺术是把这些都要削减掉的。另外我的感情里头有着和现在的流行艺术不同的感情。西方艺术已经没有共通性了。在有自己个性的同时又有共通性，这个艺术才是伟大的。我们现在就是有个性却把共通性失去了，包括语言上也是。我要坚持的就是那种共通性的、人类精华的感情，比如说我还是要人的具有崇高性的、精神化的东西，那种过分宣泄的感情我就逐渐不朝那个方向流通了。我的形体都是高度精炼的，经过很高级的艺术处理的形体，不是随便堆上去的，这一点都是对经典艺术的要求。那么我要使这些因素再一次发生的时候，可以叫做“经典的重生”，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我高兴的就是意大利的博物馆尊重艺术家的意见，罗马的记者非常敏感。我们交谈之后他告诉我说：“您‘经典的重生’的思想和水准我非常感动。”包括光明日报对意大利艺术家的采访，也谈到了‘朝戈的艺术确实促进了经典艺术的重生’。它应该是在西方艺术界一个很强有力的有影响的东西，我与他们的艺术家谈我确实是跟古代艺术家学习了一些东西的，你们认为我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吗？没有一个人回答说是。他说：“你这个古代性和现代性结合的很完美”而且他们很惊奇，从这个路子上竟然出来一个人。所以我的“经典重生”的实际的目的就是达到观众的认可。

记者：这次展览反响很大，您对西方艺术界有什么看法呢？

朝戈：这次展览我提出了对西方的一些基本看法，我希望西方能够再一次地发生伟大的寻道精神，我也希望东方精神里含有自然的、伟大的、永恒的感情。我谈到这两个问题，罗马的梵蒂冈广播电台对此兴趣很大，一直倍受关注。因为这和他们的欧洲精神有关系，欧洲精神基本上就是基督教的精神。当时一个记者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说：“我们几乎看到了具有文艺复兴水准的绘画。你是从哪儿学的？是怎么学出来的？”当然关于这一点我谈了一些问题，告诉他：“我是在中国学的，但是我在世界上走了一些国家，对西方艺术有了解，吸收了一些有价值的、对中国有意义的部分”。但是从他的观点来讲这些还是非常地震惊的，不相信东方人能画到这个水平，他震惊的地方是综合性，他一看我们使用的语言就是西方的油画语言，他很难想象西方的油画跟东方的感情能结合的这么好？评论界把我的这个综合的方法叫做“新方法主义”。这个词我找不到对应的方法领域，他说：“中国艺术家通过他内心的洗礼，逐渐地超越社会冲突，然后达到一种永恒。”他认为艺术家就是通过这个过程反映他的艺术目的的。观众里面大多数是艺术家，当然还有各个行业的人。

记者：在创作的低谷期，您走了十几个国家，通过走访这十几个国家您找到了什么？

朝戈：实际上这是我碰到的困难时期，我是一个有精神危机的人，我对这个世界的疑问比较多，我看到的这个世界，包括我们周围的生活非常不好，人们都变了样子，我就想我自己的人生还要坚持什么，这种坚持有没有意义。我是本能地带着这种想法去寻求一个过程的，我这样一走以后，受到了很大的震撼。音乐和文学你是看不到的，但造型艺术，你能看到几千年的东西，那种伟大的信仰的力量很强烈，我觉得这种东西不能丢掉，这次十国之行我的心灵经过了一次洗礼，之后回来对自己做了一个新的调整。可回来之后的创作备受批评，美术界的人说：“这个人不会画了，他这个糊涂了”。2004年之前我回来后画了一批作品请人来看，全都说：“你怎么画成这样？”然后我在2004年12月份做了“精神的纬度”的展览，展览之后的情况还可以，观众是一半一半，大部分观众说我是重量级的艺术家，还有一种就是看不惯我的画。但是情况还好，有一部分的人看得懂。当时被美术界评为是“2004年的重大美术之一”，但这之后我到罗马是全盘的肯定。艺术家有心灵的追求，它引导着你的艺术方向。那么我现在的艺术里有一个很大的心灵的东西在推进，这都是调整的重要性。我以前就有一种愤世嫉俗的东西，但是老在那种情绪里面的话就找不到方向。要不就是没追求，将所有的东西都放弃了，一种就是追求信念发展，那么我还是选择后者。很多人因为成名了就不敢动了，但人是前进的，在成长、成熟或者更新的境界，那我是敢做的。

记者：中国人喜欢融合，喜欢中庸，是不是这些天性造就了东西艺术的差异这个现状？

朝戈：这是一个特别根本性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问题，那么我怎么看呢？作为一个从事艺术方面的知识分子，我在我有限的观察里头，喜欢观察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有什么不同，比如说欧洲文化跟中国文化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个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比较而言，是一个世俗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启蒙运动的一些重要人物的言论里看出来，伏尔泰在世的时是把中国的文化当成成功的世俗文化。但是他毕竟没来过中国，他当然不知道这个世俗文化会有什么问题。世俗文化的好处就是我们没有太大的宗教战争和很大的社会波动，而西方就不同了，他们各种宗教之间的战争和宗教内部之间的战争都造成了社会的巨大波动。就我的观察我觉得世俗文化的危险就是从人格上讲的，它那种超越生命的东西比较少，它是为了活着而生存的。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信教的人认为生命低于他的信仰，他要有一个高于生命的东西作为生存的目的，而且是有尊严的。我觉得这一点中国人可能没有，那么大家会为了生存做很多妥协，这一点我觉得是世俗文化的潜在的威胁。

记者：您的信仰是什么？

朝戈：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我倒不属于基督教、佛教之类的，但是我认同宗教所建立起来的关于人的那些重要的观念：人要有超越生命的东西、人是高尚的、人不可以做不好的事情。人类的那些基本准则是宗教建立起来的，那宗教的困难是它对于这个世界的解释出来的，那这个事情我是放在一边的。我的艺术也是有很强的信仰的、很强的人类信念，我是非常信奉人类是不可以离开过去建立起来的人类和人性的基本价值。这一点是我九十年代末期就碰到的，我一直就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太坏了，很绝望。这个时候我做过一个十国之行，我到十个国家走了一趟，之后我受到一个启迪：一是人类建立的原有的文明非常精彩，我就不把这个当代的艺术看的那么大，它是很苍白的；二是人类不可以放弃那些人性的基本准则，比如善、人要有节制、人的良知、人的高于他自己生存的目的等等。现在好多人都离开了这个准则，他们贪婪、享受纵欲、人的素质下降。

记者：中国现代也是出现了一些像您说的不正常的发泄，他们随意的发泄是对信仰这方面的缺少吗？

朝戈：这个根源主要是世界，咱们东方的世俗文化逐渐地有西方的冲击，从清代以来，它自己的文化也在被批评、也在衰弱，也没有能力将它再升华、整理出来。西方是因为它的理性主义兴起以后，宗教的基础被动摇了，比如对世界的认识，太阳是中心阿，人是从哪里来的这几个基本问题。科学的证明不像你原来的那种说法，这就是基督教、西方信仰遇到的困难。西方的一个艺术家就说：“上帝死了，我们要信仰自己，自己就是一切，我就是要表达我的感情。”我对这个观点持批评态度。虽然我们不能干涉艺术家的自由，可我认为人类的高峰期都不是这样的，人类的高峰期它都是有更高的共同准则。我们看看高峰期的文化特点，比如说文艺复兴，它并不是建立一个个人准则，达芬奇所表现的不是个人风格，他代表一个非常广阔的感情，比如说圣母、比如说人的宏大，它不是某个人的特别的感情，它总是要代表一个公认的、公共体的感情，所以按照这一点，我现在对我们这个整个艺术界的这个情况我自己认同的很少。我这个特点的艺术实际上是具有公共性的，到了西方以后，西方的艺术家特别振奋。他们因看到这么好的艺术而振奋，这个艺术的未来太乐观了。这个展览有的人就想帮我弄到苏格兰去、弄到英国去，特别有热情，包括德国的一个很大的博物馆的馆长看了之后非常震撼，把我的所有资料都拿走了。这个说明我个人不太符合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个人主义的艺术态度，但是实际上也获得了很大的共鸣。

记者：您说过东方油画吸收了一些西方油画的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您认为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

朝戈：这个潜在的意思就是说西方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对我们有价值，我个人自2004年以后提出的主要观点在于：要让艺术回到表达人类的精华的思想上去。这里头有一个弊病，我观察了这个世界包括中国的现代艺术，它正在出现一个溃烂，各种自由感情的出现，有一种不太好的感情宣泄充斥着我们的环境，这个艺术实际上已经起不了原来的那种洗涤人类心灵的作用，它现在是个人情绪的代言人，个人情绪是胡乱发泄的，所以2004年我提出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包括配合了一个展览。这个观点就是说让艺术还是代表人类最高的感情。可这不是一句话，它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创作活动。那么学习西方的什么呢？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他们文化上升时期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西方实际上是从近代才超越东方的，但是我们东方缺少的是人文主义，它简单的内涵就是立体的对人的尊重，而东方的这个体系不太严格。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无论从对这个社会的观察来讲还是对西方艺术发展的优劣来讲，都有这么一个主旨，我们学习它优秀的，目前这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还在大规模的传播，我始终不认为这是他们的上升时期。20世纪末以后西方出现了精神危机，整个20世纪的艺术世界出现了巨大的困惑，科学和理性好像达到了目的，人类的基本的精神价值他们混了，所以它有一些中间性质的口号：创新、创造，这些词。这个之前应该有一个目标，然而没有。我们从文明史角度看它的文化，现代主义我还是吸收了一些，但是现在正流行的艺术，我根本不愿意涉猎，这是我根本瞧不起的。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里头，这可能是我与评论界和整个艺术界的一个不同的地方，毕竟大家随大流的还是多嘛。尤其是我们中国艺术，它跟自己的这块土壤是什么关系，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较少有人们讨论，一个文化这样没有立场，也是很严重的问题。而其它的国家不这样，西班牙的改革开放是在1975年，他们在外国艺术进来后开始的模仿艺术逐渐冷却，推出了自己的艺术家和艺术形式。那么这就是一个有文化选择定力的例子。所以他们的艺术现在就是很健康。我们中国的艺术有没有这么健康呢？这就有一个问号了。

记者：您最近还带课么？那您带学生有什么心得或者与其他老师不一样的地方？

朝戈：嗯，还在带课。如果从知识角度，我还是把西欧的油画的发源地的东西教的多一些，我们原来的教学就是相当于苏联体系，再一个我会给他们一个艺术的比较全面的意识。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教一些基本功和技术，当然这都是必须的。但是它的艺术的总过程往往比较少。我就是要看艺术的总过程，艺术和生活的关系、艺术和心灵的关系，或者和整个人类生活的关系，然后我们一点一点地成长起来，这个比单一学院的艺术和教学要更全面，但是那部分也是需要的。这个就是我教课的特点。2005年报我研究生的是中央美院最高的一届，是五十多个人，听到这个我是很高兴的。

记者：绘画最高的那种境界，您是怎么去引导您的学生的？有没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体系？

朝戈：体系应该说是有的。我已经教了二十年的书了，我教的学生有不少成名的是受我影响的，成绩比较大的还是比较多的。

在练基本功的时候要和学生谈作者的感情和他们感受世界的方式，画出来的东西是一个现象，它要有感知系统，要和他们谈感知系统就会让他们在画的同时将画和感情联系起来，这和孤立的看艺术就不一样了。然后让他们挖掘自己的感受，这一点在过去的教学里就相对保守一些。

朝戈简历
1957年生于呼和浩特，蒙古族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获学士学位
中国油画学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1976年在内蒙古草原下乡
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1982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1982年至1985年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任教
1987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第一工作室任教，并创作了《大气》、《极》等作品
1989年参加在美国举行的“现代中国绘画展”；开始创作《宽阔的风景》、《红光》等作品，《红光》后为香港 大学博物馆收藏
1990年创作《敏感者》、《年轻的面孔》
1993年赴莫斯科、彼得堡举办画展，并进行艺术考察
1995年应美国亚洲艺术协调会的邀请在美国举办个人展览，并进行讲学和艺术考察
1997年参加“中国油画肖像百年展”，并任该展评委会评委
1998年参加“内蒙古史学研讨”，并对元上都遗址进行考察
1999年参加巴黎伊西国际双年展并获评委奖，而后在法国、意大利进行考察
2000年10月至2001年7月获西班牙国家奖学金，赴马德里原皇家美术学院学习，并对欧洲各国进行艺术考察
2003年对希腊南部波罗奔尼撒半岛进行艺术考察
2005年参加北京国际双年展，第二届“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展”（中国美术馆）并获油画艺术奖，大河上下——新时期中国油画回顾展（中国美术馆）
2006年应意大利政府邀请，作为中意文化年的重要活动在罗马维多利亚国家博物馆举行大型个人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