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三：为保文化遗产到处同官员“作战”（作者：樊克宁）

　　阮仪三

　　1934年11月生于苏州市。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享有“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等美誉。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刀下留城”留住古城平遥

　　羊城晚报：您为保护平遥，跑到北京去呼吁“刀下留城”，这已经成为中国古城保护史上的经典故事。从平遥开始，您逐步建立了中国旧城改造的理论体系，这套体系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各地政府开展相关工作的依据和范例。能不能讲讲这个故事？

　　阮仪三：那是1981年的事情，那时平遥已经是山西古城的孤品。当地政府制定了“宏伟”的“平遥县总体规划”，要在古城中纵横开几条大马路，城中心开辟广场，在古市楼周围做环形交叉口，建新商业大街。如果这样做，平遥就完了。我们赶到平遥一看，古城西部已经在按规划施工，古城墙扒开了大口子，正在拓马路，向前推进了180米，拆了三十几栋明代民居和一百多栋清代民居。我们当即向平遥政府提出建议，要求立即停工。又同省建委商定，由我们来帮助平遥做总体规划。我带着11位学生在平遥重新编制“平遥县城市总体规划”。我们在规划中指出平遥古城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必须给予很好的保护，而这种保护必须是整体性的，因为它基本保持了明清以来的城镇格局和风貌。那么，新的建设和发展部分，全部安排在新区，与老城无关。

　　羊城晚报：这个方案与原来的完全不同，县政府接受吗？

　　阮仪三：态度相当怀疑。也难怪他们，上个世纪80年代，全国都在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在当时，对所有的历史古城，都是拆旧城建新城。而我们的思路完全相反。

　　羊城晚报：那怎么办？

　　阮仪三：我带上全套资料跑去北京。建设部、文化部都去了，找到郑孝燮、罗哲文，他们听到情况后，很着急，跑去平遥看。这些动作引起了当地的重视，山西省很快就批复了我们做的规划，并且要求平遥县的建设要按这个规划实施。罗哲文帮忙从文化部搞到专款，用于维修平遥古城墙，这样就保住了平遥古城。郑孝燮在我们做的规划方案上写下评议意见：“这个规划起到了‘刀下留城’的作用。”“刀下留城”的说法是从他那里来的。

　　羊城晚报：平遥古城是国内在历史风貌、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这在改革开放后是第一例吧。

　　阮仪三：我保护了平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于，在中国的历史城市保护上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保护古城，另建新城。我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到现在为止都是经典教材，是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我的著作《城市遗产保护论》、《历史环境保护理论与实践》都是这方面的成果。《护城综录》收录了我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40个实例。我带着我的团队，在全国109个历史文化名城中跑，其中半数，我都参与过重要地段的城市规划，包括上海、扬州、绍兴，也包括广东、福建、安徽、四川……我让我的学生从头到尾在当地盯着，参与具体实施工作……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城市规划的骨干力量了。做过平遥项目的史小予，现在就在你们广州市规划局。

　　 “旧城改造”的概念是错误的

　　羊城晚报：“旧城改造”，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每座城市都在发生着的故事。这似乎是一个客观现实，城市要发展嘛。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阮仪三：关键是“旧城改造”的概念是错误的。在所有先进国家，所有的旧城都不提改造，提旧城更新、旧城复兴、激活旧城。你不要切断这座城市的历史，不要拆掉旧城建新城，因为城市的记忆在这里，不要让记忆消失。

　　羊城晚报：官员们会说，城市建设有个土地的问题，不能够占用太多土地。

　　阮仪三：事实上所有城市都在向外扩张，都在占用土地，面积都大大地超过了老城。不是说老城完全不让动，不好的东西你拿掉，好的东西你保留，让它不断地延年益寿。可是在所有大城市，对旧城都是按房地产模式运作，房地产运作就是拆旧建新。毁了旧城，新城的扩张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羊城晚报：旧城的老房子很多是危房了，为了老百姓的安全，必须改造老房子吧。这似乎是中国老城的客观现实。

　　阮仪三：中国的民居以前本来是有维修的好传统的。老城建筑主要是砖木结构，你不修，它就烂，要常修常新。欧洲的房子都很漂亮，你仔细看一下，年年都在修，他们七年就要油漆一次。你不做，政府帮你做。做完了政府扣钱，你不交，法院就来了。

　　羊城晚报：这种好传统什么时候丢掉的？

　　阮仪三：从1937年开始就没修过了。抗日战争，鬼子来了，修什么？接着又是解放战争，打仗也不修。解放后，由于好房子全都是官僚资本家的，先是公私合营，然后房地产改造，房子的产权变掉了，不是你的了，私人没责任了。你住的都不是自己的房，修什么？再有，比如我1961年大学毕业，工资50元，第一项扣款是房租，两毛七，我住同济大学宿舍。国家收的房租养个人口都养不起，怎么修房子呢？还有，随着人口急剧增加，原来住一家人的房子，包括客厅、书房、柴房、主卧、次卧……就分别住进不同的人家。比如我们家的老房子住了七户人家，客厅成了公共厨房，摆七个煤炉。这个房子就变得不合理，住得很不舒服。你一说要保护，老百姓说，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早就盼着拆烂房子，建新房，迁新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跑到苏州农村去调查，那些古色古香的太师第、司马第……住楼下的人都是文化素质很低的人，住楼上的是那些干部，他们对这些漂亮的建筑文化内涵一点都不理解。而房子的主人都跑到台湾、香港去了，怎么保护？很难很难。

　　羊城晚报：这就是中国老城的客观现实了，老房子确实很破了，成危房了，而老城又要保护，怎么做到两全？

　　阮仪三：我最近新做了一个四川广元市昭化古城的项目，我们把它完整修复。修的方法不是把老百姓赶走，是让老百姓参与“原真性”的修复。特别是老百姓有点钱的，首先把产权解决掉，产权是你的，修复也就有动力。

　　羊城晚报：这是一个好办法，具体你们怎么做的？

　　阮仪三：街道的改造，“脸”是政府出，里面是自己出。政府拿了一千多万，把下水道修好，线路下地，路面重新铺过。我们把所有建筑分成五类。第一类原样保护，包括所有的文物建筑、文保单位，那都是很好的明清建筑，原样原修，一点不动。第二类重新保护，基本上是原样风貌不动，里面可以有小小的动，因为它不是文物，是优秀历史建筑。第三类可以动得大一些，这些主要是保持了传统风貌的旧建筑，是危房了。第四类是改造，就是建筑的原貌已经变化了，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这种就可以脱胎换骨，给它恢复历史状态……我们做的修复方案，细致到每一块楼板，每一根梁柱。比如这个花窗有块木头坏了，把坏的挖去，在原位置补上新的。一看，这个是新修的，那个是原来的，新与旧都存在一起，这就是历史的年轮，历史的原真性。当然我们允许每家每户都有现代化的生活设施。

　　羊城晚报：可以想象得到那种效果，原汁原味。当地人接受吗？

　　阮仪三：修好后，整个古城风貌就突出了。广元市的领导说，这是我所看到的修复得最好的古城。最大的收获是老百姓非常高兴。老百姓说，古城修复了，老房子的价格一下提高了，原来1600元平方米，现在涨到3000元了。广元有很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有皇则寺，这是国保单位；有武则天的金像；有唐、宋、元、明、清的东西；有古栈道，就是刘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地方；还有汉代的古驿道翠云廊，中间有一段悬挂在崖上；有张飞守这驿道栽的古柏3000株，每株2000年，三四人合抱，我一看就傻眼了，就激动了；还有嘉陵江。这个保护项目体现了古人和今人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官与民的和谐。

　 “有的人看着‘政府’的意思说话”

　　羊城晚报：很多人都知道，没有您就没有现在的江南水乡古镇———周庄、乌镇、同里、甪直、南浔、西塘……为保护古镇，您曾经被人驱赶，被人指着鼻子骂……

　　阮仪三：被人指鼻子骂，被人推搡是在黎里。我们主动找上门去帮他们搞古镇保护规划，那位镇长却说：“我们怎样建设由镇上说了算，不用你们来过问，老街古宅没必要保护，妨碍现代化的一律要拆除。”现在他们清醒了，打出千年古镇的招牌搞旅游，可是最好的东西都败掉了。

　　羊城晚报：听说您的个性非常倔，跟当地政府真刀真枪干。

　　阮仪三：1984年，我为乌镇做好规划，沙盘也出来了，这时镇上领导提出在古镇中开马路和建停车场，说是要让外宾和领导来参观时方便。我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赶到乌镇，冲进他们研究开马路的会场，把会搅散了。后来我去北京，从上面找人来干涉这个事。又过了一年，乌镇换了领导，又提开马路的事，并且对我封锁消息，把熟悉我的人也调走了。古镇就这样被开膛破肚，修了马路和现代化建筑。1998年，他们领导又来找我做规划，说“我们过去历届政府由于缺乏远见，对古镇人民欠了债，今天是来还债的”。我一听又激动了，现在的乌镇是按我们的规划整修的，保持了古镇的风貌，非常美。

　　羊城晚报：我读了您的《护城纪实》，您似乎到处同官员“作战”。

　　阮仪三：情况有好有坏，全国都一样。有的官员不是秉公办事，对优秀文化遗产不是真的热爱，他老想着“我的官位能不能保住”。一般浅显的道理他都懂，到了具体问题上，就不懂了。我碰到很多的官员，当时都是糊涂的，事后都是明白的。羊城晚报：您没问他为什么当时糊涂？

　　阮仪三：他说身不由己。什么身不由己？利不由已！比如我带了一帮江南水乡的镇长到法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世界遗产保护知识培训。去了以后，他们很有感触，那些感触都是发自肺腑的。他说，人家的市长是全心全意为家乡服务，是家乡的儿子；我坐在这个位子，脑子想的全是位子。位子能保住的事情我做，还能往上爬的事情我做，要让我下去的事情，我不做。说得难听一点，明知是坏事，对位子有好处我也要做。我问他你对家乡的良心在哪？扩大了说你的爱国心在哪？

　　羊城晚报：现在的官员，似乎对保护遗产比较重视了。

　　阮仪三：所有保护成功的遗产，个个官员都升官的。这就给人造成一个印象，我赶快申请遗产。他升了官走了，遗产的保护能不能坚持下去，是下一任的事情。那些什么城市品牌、城市名片、提高城市知名度、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很多只是口号。搞什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它经济一来了，紧跟着就是破坏。我们在保护遗产上有非常强烈的功利观念，要保护好，极其艰难。

　　羊城晚报：你这样说话会得罪人吧。

　　阮仪三：我讲真话。好几个重要的人物给我警告，说阮老师你老讲真话，你少讲一点，我们都不大讲。我说你是院士，你都不讲，我只好讲。有人说阮老师您有很好的学术成就，我说有些东西我永远得不到，比如跟政府有关的荣誉我永远得不到。

　　羊城晚报：为什么？

　　阮仪三：因为我在“政府”的口碑不好。讨论历史文化名城的“旧城改造”问题，有的人看着“政府”的意思说话，而我看着问题说话，意见还提得很凶，有人就不高兴。

　　羊城晚报：我们国内，在古建保护上，似乎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有人认为《威尼斯宪章》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阮仪三：《威尼斯宪章》主张原真性保护，反对任何重建。一些人说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文物政策，不应该按照外国的做法去做，2005年搞了《曲阜宣言》，他实际上就是要拆掉重建，为做假古董张目。什么叫世界遗产？世界公认的才叫世界遗产。《曲阜宣言》根本是错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法国曾经出现过这种思潮，就是要完整地恢复，比如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就是完整地修复，就是恢复到它历史上最完美的时候。后来大家认为这个修法是不对的，你应该尊重《威尼斯宪章》，它是世界各国进行遗产保护的多年经验的总结性准则。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