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画报：专访建筑空想家尤纳弗莱德曼

　我的乌托邦是可实现的

　　84岁的匈牙利人尤纳?弗莱德曼素有“空想建筑家”之称，他仅在上世纪70年代末在法国建过一所中学，在印度建过一座“简单科技博物馆”。除此外，他再没有其他的建筑作品。即使如此，弗莱德曼作为建筑理论大师，还是影响了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许多建筑大师，其中包括日本的丹下健三和矶崎新等人。

　　文/李琴 图/小武

　　尤纳?弗莱德曼是一个有着无数奇思妙想的老人。他在1958年出版了《移动建筑》，该书提出“移动建筑”概念，认为建筑应以人为本，建筑空间和城市规划都应符合居住者的要求，并随之改变。同年，弗莱德曼提出“空中突尼斯”和“空中巴黎”的设想方案，在这些方案里，城市被建在空中，由柱子支撑。次年，弗莱德曼又推出“空中摩洛哥”和“空中威尼斯”。“空中城市”系列是他最著名的乌托邦方案。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大约在1963年，幻想主义小组“建筑电讯”在伦敦成立，之后“新陈代谢派”在日本出现。

　　尤纳?弗莱德曼还是一个有趣的老人。除了写书、绘画，他还拍过电影。1962年，39岁的他凭借动画片《Annalya Tou Bari》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他还设计过电脑程序，养了一条狗，出过一本关于如何学会当好狗主人的连环画。

　　2007年4月29日—5月16日，“可实现的乌托邦——尤纳?弗莱德曼建筑展”在上海外滩18号举行，这是其继2002年参加上海双年展之后，在亚洲举办的首个个人大型展览。这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展览。

　　展览前夕，弗莱德曼在外滩18号一楼咖啡厅接受《外滩画报》专访。由于久居巴黎，弗莱德曼选择了用法语接受采访。他的听觉已经不是太好，年轻的翻译只能贴着他的耳朵说话。他的语速很慢，有些咳嗽，但还是耐心地完成了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之后，他来到四楼展厅继续布展，直到深夜两点。

　　B=《外滩画报》 Y=尤纳?弗莱德曼

　　B：我们现在所处的外滩18号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了2006年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你觉得这座建筑如何？

　　Y：我了解这栋建筑的改建方案，当时龚彦(该展览的策展人、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零时艺术中心总监)将整个图纸发到巴黎给我看过。这是很典型的一战和二战期间的建筑，从外面看非常漂亮。这几天布展时，我们从后面经过，发现例如电梯等设施都不是很完善。在巴黎，同时期的建筑也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我住的房子本来没有电梯，后来的电梯也装在一个很不恰当的地方。外滩18号就像一个剧场一样，很漂亮，在这个建筑里我们能够感受到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我出生的地方布达佩斯有很多类似的房子，在这里我感觉不到任何的异国情调，很习惯。

　　B：展览的一部分叫“上海计划”，是你对外滩做的未来城市规划，能否介绍一下？

　　Y：“上海计划”在我第一次上海之行前就已经完成，当时我对上海所知甚少，仅仅是通过一张粗略的地图产生出一系列想法、草图，即使如此，这也与我个人“居民是城市最基本的使用者”的理论密切相关。我计划将浦西外滩和浦东外滩用桥梁的形式连接起来，从而增加交通的便利性。上海桥梁还是不够多。另外，我希望上海能好好保护外滩，而不是粗暴地拆掉，这太糟糕了。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在法国，有中世纪的房子被改造成车库。

　　B：为什么展览命名为“可实现的乌托邦”？

　　Y：这是我的一本书的题目，那本书已经解答了你的疑问。其实所谓“乌托邦”是因为有些人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可实现的，一旦所有人都认可这个事情是可实现的，那就不再是乌托邦了。比如说铁路，最早没人会想到铁路可以实现，那么铁路就是乌托邦，但现在铁路已经不是乌托邦了。以我为外滩所做的设计为例，它在我的有生之年不一定会实现，但在将来，总有人会以某种方式实现我的构想，即使不一定是我的方案。再举一个例子，早在1960年代，我就设想地球上的几大洲之间能够连接起来的，现在日本的几个岛屿之间已经连接起来了，英国和法国已经有计划将两个国家连接起来，政府倾向的方案是建一个隧道。以前我也曾设想通过高速火车的方式将整个欧洲变成一个城市，现在在法国已经实现了，巴黎到马塞尔3小时，从布鲁塞尔到巴黎1小时，到今年6月，德国和法国也要连接起来了。这就是我的展览所要展现的理念，即我提出的乌托邦都是可以实现的。

　　B：你被称为“空想建筑家”，这是因为你大部分的建筑设计都没有付诸实践。你怎么看？

　　Y：我的设计并不是没有实践。有些设计是我自己实现的，有些想法是通过别人来实现的。我非常鼓励其他人在我的设想影响下，创作自己的作品。影响别人，比自己造一栋房子更重要。比如1979年，我在法国建了一所中学，大约有1500人使用，那座建筑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要求而改变。

　　B：“移动建筑”概念最早提出的时候，曾引发巨大争议，现在这种局面有没有改变？

　　Y：当时也有人支持，因为有人支持，所以我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世界变化了，我的观点始终如一。“可变性”是我建筑理念的基本原则。其实“移动建筑”的概念也很简单，举个例子，我们这里有4个人，每个人穿不同的衣服，会时不时变换座姿，“移动建筑”的基本理念也是如此。　我参加过蓬皮杜中心的设计，设计方案是外观可变的，当时征集方案的人要求竞选者提供设计方案草图，但我的设计外观不固定的，可能每半年就会改变，但这并不是用图片的方式来展现，用电影或者幻灯片的方式展现更合适。现在的蓬皮杜中心的外观是不可变的，这和我的设想相反。幸运的是我最终完成了法国Angers的Bergson 高中的设计，它的外观是可变的，并不是我使得我的方案得以实施，而是这1500人完成了这一方案。

　　B：许多日本建筑师都号称受到你的影响，你熟悉他们的作品吗？

　　Y：日本人最早出版了我的书籍，当时是1959年左右。但我只认识两个日本建筑师，他们邀请我参加日本世博会。我很高兴有人受到我的影响，但我并不觉得我有自己的学派。

　　B：你曾说过：“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又或者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为什么？

　　Y：这不是我的原话，也不符合我的风格。类似的事情很多，我曾说“建筑本身并不是我感兴趣的”，但采访的媒体写成了“建筑我并不感兴趣”，断章取义。我实际要表达的意思是：建筑并不是孤立的东西，不是单纯的造房子，建筑涉及了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方面内容。

　　B：“空中城市”是你最著名的乌托邦方案，这一方案影响了无数人，很多建筑师构思着空中建筑项目，但几乎没有人能够将之付诸实践，对此，你怎么看？

　　Y：很高兴有人做类似的尝试，我知道有两个建筑师在北京做类似的建筑，一个美国人和一个瑞士人。他们都读过我的书。

　　B：你计划什么时候退休？

　　Y：我有很多同龄的朋友已经去世了，但只要健康，我还是会继续思考，永不退休。

　　B：你曾拍过电影，为什么不继续拍呢？

　　Y：上世纪60年代我拍了好几部电影，都是关于非洲童话的，其中动画片《AnnalYa Tou Bari》获得了1962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近法国文化机构打算重新剪辑编辑这些片子。拍电影太累了，我现在主要写作和画画，高兴的时候，我就画画或者用符号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是我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