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安哥 纪实需要历史积淀

对话安哥 纪实需要历史积淀
30年前，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广州，商品经济的大潮率先在此涌起了波涛，与内地相比，这里的人们更早地体会到身边发生的变化。刚刚步入摄影行列的广东摄影人安哥也一样被这股急速涌动的变化潮流挟裹着、撞击着。作为较早记录改革开放前沿的摄影人，他一直用质朴的影像语言诠释着他对生活的关注，对社会的思考，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百姓的生存状态以及中国社会从经济到文化的深刻转变，从而为历史留下了一道独特的个人记忆。

30年后，当我们与正在潜心著书、回忆自己30年人生经历的安哥取得联系时，他也愿意趁此机会，重新梳理一番自己的摄影旅程。

安哥其人

安哥，中国当代摄影艺术流派的领军人物，广东十大摄影家，本姓彭，小时候叫彭安哥，上中学将“哥”改为“鸽”，中学毕业又改为彭振戈，现在“安哥”是他的笔名，轮了一圈，又用上了儿时的名字。跟他名字一样复杂的，是他的经历：生在大连，儿时辗转平壤、哈尔滨，后迁至北京，21岁知青插队到云南，返城去了广州，还在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小时习过武，练过芭蕾，去云南当了7年林垦工，在广州做工人，32岁才当上摄影作者，后来又做编辑又做策展人，现在当起作家写书了。

我于变革中找到了摄影的路子

作者：您是什么时候从事摄影职业的？

安哥：我一直都很喜欢摄影，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拿起相机为家人拍大合影。但我入行很晚，1979年，我成为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的一名摄影作者时，已经32岁了。

　　作者：1979年正是中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当时的您对摄影有着怎样的认识？
安哥：我虽然入行晚，但也有晚的好处。我属于文革前的“老三届”高中生，当过知青，做过工人，丰富的阅历，使我们那一代人的思想非常成熟，也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身处与香港靠近的广东，较早地体会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从一开始就看到了当时的宣传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反差，所以对当时闭塞的新闻宣传有着一种强烈的有所改变的渴望。当时，北京的“四月影会”和广东的“人人影会”成员都在积极开拓摄影的报道内容和方式，那一代摄影人非常渴望开阔眼界，渴望了解国际上摄影的发展状况。一些南方媒体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展示空间。我们开始关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以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并把它表现在照片中。




作者：除了思考，还有什么因素促使您的拍摄有别于以往的摄影？

安哥：那时的摄影人求知欲非常强烈，像海绵似地吸收着各种知识，无论是摄影流派还是摄影题材，都在努力学习模仿，从而改变了许多人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

当时，马克·吕布和刘香成于改革开放初期拍摄的作品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他们成为我的参照物，我意识到，中国的摄影人有责任深入反映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历史，也应该坚持用自己的眼光看生活、看社会。所以那时，就开始尝试着用平民的视角记录身边的人和事，像大龄青年结婚、选美比赛、时装表演等就是当时社会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我认为这些不断出现的新现象以及人们的反应，用文字是很难描写的，而摄影恰恰是最好反映的，所以才有了那些真实的记录。虽然也受过不少委屈，虽然有些作品不能及时发表，但这些根本不能成为我放弃拍摄的理由。

其实我很幸运，当时的广东媒体“得风气之先”，在内地媒体还处于闭塞时，就已经开始大胆的改革，刊登了许多反映当时社会变化的作品。在1988年，我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举办了个人展览——《中国：开放百态》，来自社会各阶层良好的反馈更加坚定了我坚持拍下去的信心。

作者：在摄影圈，您的“幻灯展示会”很有名呢！

安哥：1983年，父亲从海外带回一台幻灯机，我就时常利用外出的机会，背着它和摄影人也和普通人做着交流，从大学校园到老山前线，还有朋友家的客厅都是我的“放映厅”。在我看来，放映作品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有一次当放映广州大龄青年举行婚礼时，观众中发出了热烈的欢呼，让我很受鼓舞。这种直接和读者、被摄者接触的方式让我看到了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群众真正喜欢的，让我真正找到了摄影的感觉。





作者：如何评价自己30年的摄影经历？

安哥：我执著于摄影是觉得找到了路子。毛主席在延安时就说过，要把镜头对准老百姓。但以前摄影界往往做不到。在我30年的摄影经历中，摄影比赛、职位和职称从来不是我追求的目标。在我看来，摄影的民间立场，纪实摄影的纯粹性可能是最重要的。




作者：2003年，您参与策展的“中国人本”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也是站在民间的立场对中国摄影五十年的总结与回顾吧！

安哥：2002年，我们（“我们”不仅包括策展人，也包括250位作者，还包括全国各地许多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不小心“玩了个壮举”。我有幸被广东美术馆和FOTOE图片库聘为策展人之一，在将近一年的策展活动中，在全国各地，见到了我在20多年的摄影工作中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不仅让我开阔了眼界，而且更清晰地感觉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不论是新闻摄影师、商业摄影师还是前卫艺术家，甚至包括一些人体摄影家，大家都有一个或明确或下意识的追求，那就是对真实的渴望，而对那些为了政治服务而作虚假宣传的照片有一种逆反的潮流。大家更多地在关注自己身边人的喜怒哀乐和生活的酸甜苦辣。

虽然后来只选定了250位作者的601幅作品进行展出和收藏，但“中国人本”第一次让摄影作品进入了收藏界，提高了摄影作品的身价。而且，“中国人本”已成为文化部对外交流的项目飘洋过海。在德国巡展时，中国人拍摄的作品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西方人真正看到了中国人民正视现实，不断进步的社会生活。





作者：30年的历史长河，您认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安哥：这30年，无论是社会的变化还是摄影的变化，更根本的变化不是物质的提高，而是对大写的人的觉醒，是人本主义的回归。作为一个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标志，老百姓自我意识的觉醒、个性解放的人本主义发扬比物质进步更重要。

作者：30年来，纪实摄影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目前来看，还存有哪些不足？

安哥：改革开放30年来，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摄影家和摄影作品，并已成为这个时代和历史的见证。其中，不乏有大量的民间摄影师，他们的摄影作品在变革的历史阶段是有担当的，有影响的。






30年来，我也一直在做着图片的编辑工作。整理挑选底片的过程，也是不断筛选、不断提高和总结的一个过程，摄影人的人生和照片都是在不断筛选、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得到历史的肯定和选择的。

中国的纪实摄影与西方还是存有差距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摄影人的案头功课做得太少了。我曾跟随一些西方摄影师和香港摄影界的朋友一起工作，他们在做拍摄计划以及研究资料和历史背景方面的认真态度的确让我很受感动。同时，我也非常佩服我国老一辈摄影家对人民对革命的责任感，他们在整理资料、撰写文字说明方面的基本功值得我们学习，摄影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突破与发展，也是在接续沙飞等老一辈摄影家的传统，我们现在更应该有责任延续这种优良传统。




30年来，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贫困落后转向逐渐富裕，从传统走向现代化和工业化。这种时代我认为是最适合摄影表达的，许多世界著名的摄影家都是产生于这样伟大的变革时代。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中国的摄影师越是在这种变化中，越应有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眼光，保持冷静，关注自己的身边事物，体味自身和百姓命运的变化。因为这是一个最出图像的时代。



已于2001年退休的安哥现在是“退而不休”，没有了采访压力，他的拍摄题材更广泛了。除此之外，他还在整理大量的作品，包括自己多年拍摄的底片。他呼吁：摄影史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对作品和作者的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在这方面其实还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而且要有专业的工作方法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