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西部摄影师，谈“向西向西”联展（下）（作者：刘劲勋 王莲）

编者按：
谷仓当代影像馆参展“2009平遥摄影节”作品《向西向西·谷仓2009西部摄影师联展》由色影无忌独家抢先放送。联展包括12位西部摄影师作品，由谷仓当代影像馆馆长刘劲勋（无忌ID:大胡子）和中国影像资料馆的王莲共同策展。
《向西向西·谷仓2009西部摄影师联展》以中国西部地域为影像采集区域，关注西部地区人文形态的多样性表现，推崇独立自由的影像态度。做到一个对当下西部形态，有独立人格立场和文化判断的影像读本。
本次联展通过策展人与摄影师对话的形式，谈作品、聊摄影，呈现了参展摄影师们最原始的认知和感受。
策展人与李伟的对话：


问：说到西部的文化，我们不得不提到伟大的游牧文化；一提到游牧文化，我们就必须说到蒙古高原这片土地，就不得不将目光注视到古老伟大的蒙古族人的身上，正是他们承载了太多文化的符号，所以，我们都一直很期待有关游牧文化的影像。你是生长在蒙古高原，并且愿意用相机去记录的一个摄影人，你是如何看待这片孕育了伟大文明的土地？
李伟：我生在呼和浩特市，后来上大学来到北京。我对草原上的蒙古文化认知并不多。现在重新审视故乡内蒙古，恰恰是我在寻找心灵归属。对这片神圣的土地，有太多的文学艺术作品赞颂了，我的影像只能反映些许片段。

问：我觉得你看这片高原的视角很有意思。早先我们看到有关蒙古游牧文化的影像采集，一个是阿鲁斯，一个就是阿音。阿鲁斯的影像真是蒙古血液在他身上的自然流淌，作品极富一种游牧民族特有的诗性之美；阿音的影像则是以平实冷静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游牧民族特有的生命态度，是值得我们静静对视，值得尊重的影像。你的影像采集方式却有很大的不同，更关注游牧文化在当下的现实状态--------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话题。我想有关这一点，你一定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我很想听听你对这一话题的态度和相关的影像方式的阐述。
李伟：最初我受到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和弗兰克的摄影集《美国人》影响。那是一种渴望上路，寻找个人理想和心灵归属的状态。我的“在路上”，是在我故乡这片土地。我对于游牧文化，以及蒙古族传统文化，在汉文化下的变迁很感兴趣。当下蒙古族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内蒙几乎很少有游牧了，草场添加了网围栏，牧民们很多都在嘎查和苏木定居。年轻的蒙古人也多穿着时尚，不怎么穿传统的蒙古袍。

问：这样一个关注方式和拍摄题目，会是一个庞大而且漫长的的影像采集过程，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工作方式和图片编辑思路，这一点对很多西部的摄影师会有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因为你所关注的，也正是其他西部摄影师在其他区域同样在出现的话题。
李伟：我先后去了锡林郭勒草原，西部的阿拉善，也去了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等。每次出门拍摄大约半个多月，回来后整理。在编辑思路上，我更愿意选择能体现出当下蒙古人情绪和生活状态的肖像照片。

问：你对影像的态度值得称赞。对当下文化状态的改变保持了很高的敏感度，这一点在西部的摄影人身上是鲜见的，更多的人或者沉迷于“概念化”的西部文化中难以自拔；或者习惯于“文以载道”的思维方式中自我娱情，对正在进行的现实性状态缺乏敏感，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更多是“想当然”的西部影像，你对这一点是如何看待的？你认为影像最本质的是什么？什么样的影像是你所追寻的？
李伟： 我觉得每个人都别弄那种“想当然”的照片，那些只能是别人眼里的。关键在于面对自己。我所追寻的就是多拍一些家乡的照片，一些内蒙古档案式的照片。我认为影像的本质就是档案，就是见证历史。个人比较喜欢德国摄影师桑德的作品，他拍下了那个时代的面孔。
策展人与廖斌的对话：

问：你是一个出生于50年代的资深摄影师，你经历了为政治功能服务的影像时代，也经历了沙龙摄影兴盛的时代，也看到了目前这种多样艺术元素介入影像作品的时代。经历过这样一个个不同的影像潮流之后，在你的概念里影像究竟是什么？你认为它最本质的，或者是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廖斌：谈不上什么资深摄影师，也没有什么老本可以吃。只不过拿照相机比年轻朋友们早几年而已。说到影像的本质，我讲一个故事来回答影像本质的问题。70年代末看到一张摄影作品很有感悟。那是由北京民间摄影团体“四月影会”在中山公园举办的《社会?自然?人》摄影展览中的一张摄影作品。墙角下一张2米长1.2米宽的胶合板上，无序粘贴着几百幅小照片，有黑白也有5吋彩色扩印片。内容都是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中的活动场面。这些照片有大场景也有人物特写，有拿着话筒演讲的，有喊口号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摄影展览会上，来了这么多观众，次序井然的排着长队，在那张胶合板左边上完成统一的观看动作。先侧身，再弯腰，然后低头往那张胶合板左边的下角的圆洞里窥探。看完后直起腰，摇着脑袋一脸的疑惑。当我也重复这个过程时，看见那圆洞里原来是一面小圆镜。我看见了自己那张脸的局部，充血胀红。突然间我明白了，成千上万的热血中国人，在天安门前纪念碑下，为祖国，为民族的命运呐喊流血的时候。你、我在哪儿呢？我们手中的照相机难道只是陈列品吗？当一个大时代到来，当历史翻开新篇章时，摄影家，影像工作者们理应有所担当。但愿那面圆镜里胀红的脸，不要因为弯腰低头而充血，再不要无言愧疚而羞色。

问：我知道最近这两三年来，你一直在甘肃中部地区进行着田野调查式的影像采集工作，能不能介绍一下你拍摄的题材，工作方式和最终的目标？你的这样一种方式在西部区域的摄影师中很少采用，应该很有借鉴作用，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会选择这样一个区域和工作方式？
廖斌：两年多来，我一直奔忙在陇中干旱地区，华家岭下。那儿有一条苦水河，（祖厉河）这条河流域内，十年九旱，年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几十倍。一股水量不大的苦咸水，从发源到汇入黄河不过三百多公里。水质苦咸到人畜均不能饮用，也不能浇灌田地，甚至不能合泥抹墙。抹到墙上泛出的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就在这条河两岸，世世代代生活着几十万与天地相依为命的老百姓。我走进山村，走进院落，试图窥探他们。发现尽管生存环境那样艰辛，可是人性的美依然在闪亮。我张口要杯水喝，女孩知道窖里水不多了，还是悄悄的盛来了一小碗，嘱咐我，“不要让俺大看见”。他们是那样的善良乐观，又是这样的祥和知足。默默的撑起活下去的希望，默默的承受上苍给予的磨难
。

问：这个过程中，你对西部的文化状况不同以往的见解，同时在这个摄影的执行过程中，对影像也会有新的理解，我想在这方面，你一定有话要说。
廖斌：当我决定沿着这条河去采集影像，就和自己约定了工作态度。首先必须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条条框框制约，其次不带任何功利性目的，尽可能用文字详尽记录工作过程。两年多来对这条河的理解，对河两岸蕴藏的文化元素有了更深刻的解读。孤零零的山头小庙里，无佛无道，供奉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精英。请来“闻天祥”坐镇城隍，山场里把“伍子胥”尊为显圣，有的村庙中还请来西游的悟空孙猴，说是降妖捉鬼，保一方平安。多么朴素的英雄崇拜，多么鲜活的心灵反映。难道这些你能无动于衷，不值得用你的笔和照相机去采集去记录吗？比起以往那些无病呻吟的所谓摄影艺术创作来，我自觉目前这样更有意义。

问：西部是个视觉宝库，但是有不少评论家都认为西部没有真正的影像。对这样的一个论断你是如何看待的？在你的概念里，西部的“自己的”影像是什么样的？
廖斌：很多摄影人，特别是年轻一代都视而不见西部丰富的视觉影像。这不怪他们，多年来主流的视觉误导，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和高高在上的摄影理论。以唯美的花好月圆，小桥流水粉饰我们的生活。一言堂的赞歌旋律把摄影人、影像工作者引入歧途。如同会议上，你没有发言话语权，只能跟着主持者喊口号。社会早已进步了，影像采集工作完全是你自己的的事，通过照相机表达你对生活的理解。

问：现在随着数码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触到了影像，在影像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消费性和娱乐化特征的时期，我们每天可以在不同的媒介上看到数目庞大的影像。有一点我很感兴趣，就你来说，你是如何看待这些年轻人的影像，你希望看到的他们呈现的影像又是什么样的？
廖斌：读过许多年轻影像作者的影像作品，他们在选题、体裁、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很超前。他们没有陈规戒律的束缚，思想解放大胆。不能对年轻人的影像作品责备求全，相反我从中受益匪浅。随着更广泛、更多的影像采集实践，他们一定会把高质量、高水准的影像作品呈现给社会。
策展人与马晓峰的对话：

问：你是来自宁夏同心县的一位摄影师，虽然同心只是个很小的县城，但是我知道你们那里的摄影氛围却是非常的好，先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马晓峰：同心摄影协会有着一个比较团结好学的协会班子，多年来大家本着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态度，常年不间断的开展集体采风，创作活动。协会制定了“请进来，送出去”的学习办法,随着外界摄影家的到来与之交流很好的充实了自己，积极组织会员参加各项展览。通过以上办法使会员学习到了新的拍摄理念同时也看到了与自己的差距。同时协会打出“影像同心”这一摄影品牌，力求形成自己特色。

问：现在有很多外省的摄影人都去同心拍摄，大家都说同心一带是影像的“富矿区”，对这个现象和这种评论，做为土生土长的同心摄影师，你是如何看待的？
马晓峰：说同心是个影像“富矿区”我认为这个看法很正确，同心是全国回族人口最集中的个县，有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和浓郁民族风情，但我反对盲目的把同心作为一个热点来采风，因为回族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不是拍一张被干旱撕裂的土地照片就把区域能反映了，不是拍一张具有回族特征的白帽就能反映这个民族，她需要通过影像更深层次的来诠释生活在这片旱塬上人们的精神面貌。作为一个回族本土摄影师我一直也在思索着这个问题。

问：外地摄影师的到来，会带来他们各自不同的影像态度和拍摄方式，通过和他们的接触，当地的摄影师一定会对自己的拍摄方向有新的理解，我想你和你的伙伴们一定会有新的思考，谈谈这方面的话题吧。
马晓峰：对于外面来的摄影家，我们始终本着一个学习的态度，但不一定就认为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因为在这特定的拍摄环境里，我们作为本土的摄影师更容易走进和了解这里的一切，她们身上始终折射着我们自己的生活足迹。当然外地摄影家在同心完成的摄影作品也影响着我们的拍摄态度和理念，如《苏菲的高原》成为我们探究和学习的一个范例，以“山寨版”的方式再现原作者的拍摄手法。再现的过程中汲取了一些较成功摄影家先进的拍摄手法和思想。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

问：你把视角关注到旱塬上的孩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这个题材？而随着拍摄的深入你有了哪些新的体会？
马晓峰：生活在这片贫瘠而神奇的土地上，感动我的人感动我的事太多太多，孩子是民族的脊梁父母的希望，而旱塬的孩子更能体现出我的母族的一种精神，她们和父辈们一起承担着生活所带来的种种艰辛和压力，孩子们过早的心理负担历练出了坚毅性格，不屈的精神。三年来随着拍摄的深入我感受到自己用这肤浅的拍摄理念无法阐述旱塬孩子那刚毅的性格和深邃的思想，我将继续关注这样的孩子。她将是我永恒的拍摄主题。
策展人与任建军的对话：

问：聊你的作品之前，我觉得应该先说说你的身份：你是西部不多的真正的自由摄影师，完全靠拍摄图片生存。你这个特殊的身份，一定会有不同于身边其他摄影师的经历和感受，我们不妨先谈谈这个。
任建军：我周围的摄影师，一般是业余的摄影发烧友，还有一些是经济条件容许的高级发烧友，而我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依靠摄影。相机早已成为我生存的工具，而对摄影理想的追求已渐渐成为生活目的。我的摄影经历比较简单，纯粹是由一个业余发烧友转变为靠摄影为生存手段的人。我曾义无反顾地自绝了后路，从部队复员，没有要政府安排工作，当时就想凭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挣钱养活一家人，刚脱离部队时，当时也没有具体的拍摄项目，也是一通乱拍，摄影的技术和创意也属于野路子，幸运的是，朋友介绍我给一个叫featurechina的网站供稿，这个网站要求拍摄一个个组照然后卖给国外的媒体，他们对组照的要求和国内的有很大的不同，我给这个网站干了三年，学到了不少东西，最重要的是学会了与被拍摄对象的沟通以及一组完整组照的拍摄方式，在这三年，稿费仅仅能维持基本的拍摄费用，要想发展，凭这些稿费是远远不够的。到了我从事职业摄影的第四年，我经朋友介绍，给全球最大的商业图片网盖蒂(gettyimages)供图，由于有了给featurechina供图的经验和底子，我给盖蒂供图得心应手，盖蒂的图片像海洋，我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五年来，盖蒂的稿费基本上能养活全家，还能有一些积累。但是自去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的收入是直线下降，这迫使我不得不重新再找一个收入的来源以度过这个最难熬的时候。我目前给一些旅游和户外杂志写图文并茂的稿件，但由于国内的稿费底不说还常常拖欠，这样我无法按计划支配收入。2009年年初，我有了新的计划，就是拍摄的专题尽量向艺术摄影靠拢，但拍摄了几次，从拍摄的效果看，图片新闻和纪实的痕迹太重，当时发过艺术摄影真难的感叹。目前，我主要拍摄一些深度的图片故事，同时按自己定的计划套作艺术摄影，虽然很艰难，但我没有放弃自己的摄影理想。

问：在你成为签约图片社的摄影师后，在和图片社沟通过一段时间后，你对影像的认识一定发生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会有很多感触。
任建军：最大的感触就是国外摄影师他们认真对待每一次快门，追求图片的完美，每组图片的每一张都经得起推敲，每组图片的质量基本上很稳定，而不像国内的摄影师，他们几乎对拍摄的对象和图片不负责任，滥竽充数的多，还经常沾沾自喜，图片整体质量良莠不齐，对图片的内容不做深度追究，而是仅仅停留在表面。

问：你是深居西部内陆省份的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摄影师，拍摄的也几乎全是西部宗教民族方面的题材，因为工作方式的不同，你的拍摄往往是“深度拍摄”，对西部的文化状况会有很多真实的感观认识，同时你也能看到很多其他区域的摄影师拍摄到的西部，你感觉他们的影像和你所感知到的西部有什么区别？
任建军：我感觉到其他拍摄西部的摄影师主要是对西部的猎奇。说实话，一开始我也对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东西充满好奇，比如光影好的，拍摄对象好看的，拍摄难度大的，慢慢我发现我在走弯路，我拍摄的西部和大家没有区别，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下的功夫多，画面好看些接近西方的视觉而已，事实上我已在改变观看方式和拍摄方式，我的速度更慢了，拍摄前对西部的认识更深了，做的功课更多了，我觉得只有从本质上把握西部，在拍摄民俗事项上才能得心应手，而不是乱拍或者按照西方的审美对照拍摄。有时我觉得我心中早已存在一个西部，我不需要去到处寻找，把心中的西部开发出来就够了。在博客的开篇我写到：自然环境、文化和人，三者共同构成了西部生活的丰富内涵及和谐统一。西部生活是一种既体现了自然伦理，也洋溢着浪漫诗情，又深藏着人性之美的生活。目前，能按照自己的观看方式，忠实纪录西部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问：虽然影像对于拍摄对象都是一种“他者”的观看，但是同样是面对“西部”这样一个文化概念，西部自己的影像采集者和其他区域的拍摄者还是会有不同，你对这一点是如何理解的？
任建军：西部的摄影师和西部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拍摄西部同时也是拍摄自己。我觉得摄影师拍摄西部最关键的事情是搞清自己的文化定位，我们囿于宗教、囿于权力的思维定势都不能全面拍摄反映西部。就我拍摄最多的青海而言，我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全面把握青海各种文化的学者的高度，而不是一个西部有一些信仰简简单单的行者。青海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文化板块：青南牧区，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和海东半农半牧藏汉交错地带。在拍摄每一个地域时，我喜欢拍摄一些带有地域标志性的符号，当然只是拍摄很少一部分，拍摄的主体是故事，讲一个完整能让人看得懂的故事就达到了我拍摄的目的。比如:青南藏区一妻多夫制婚姻方式，柴达木盆地哈萨克生存状态，青海湖渔民以及湟鱼养殖和海东地区同仁具有藏汉风格的文化走廊。我对拍摄西部故事的理解是：其实我们这里说的故事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是为了表述的方便而使用的一个可能让人产生歧义的词。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故事涵盖了“组照、故事和专题”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我们大致地解释如下：组照是指用一组照片反映一个事件或一个事发现场，平时日常所拍摄的题材大多可以归到这个类别；故事是用一系列的照片描述一个随着时间的发展有开始，有经过，有高潮，有结尾的故事性很强的事件；专题的构成又比较多样化，它可能是对某个社会现象甚至某个关键词，用发散的思维从各个横向或者纵向的角度用图片去反映；或者是一组看似好像没有关联的照片，结合起来却反映了摄影师的一种情绪，一种观点，一种思考。

问：目前手头在做那些题材的拍摄？还有什么新的拍摄计划？
任建军：我手头的题材是拍摄藏区的人们，我站在人类的高度，用装置和抽象的画面，主观纪实的手法持续关注他们的过去、停留和去向。
新的计划是拍摄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特别是南疆塔吉克梦境般把人性化推到极致的生活。
策展人与张晓明的对话：

问：这组作品前你一般在陕西附近拍摄，你为什么计划多次去西北，喜欢西北是因为地理因素还是心理距离的靠近呢？
张晓明：应该来说算是地理的因素。
我喜欢到处游走着去拍片，最近的打算是走一些距离陕西不远的地方，一个北方的小区域。这片地带让我特别有存在感，因为特别吻合我童年的一些记忆, 我出生在西北，当时的家和学校都靠着山峦。
这组照片是今年春节的时候才开始拍摄的的，应该说是前组照片的延续，我喜欢观察这里的人以及他们活动的场所，在别人身上，时常会看到自己，或认出与我们相同的某些特点和行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所以遇到一些很独特的人，我觉得很有趣。

问：你觉得摄影是一种猎奇吗？
张晓明：我觉得不算猎奇，是一种表达方式。
我喜欢随意的拍摄状态，不给自己制定任何关于“对象”的计划。这个过程中碰上有感觉的东西都会拍。对我来说摄影是实践和体验。与其说猎奇，我觉得摄影更像日记，是心灵遭遇外界时产生的感动。拍下来的图片成为回忆，成为记忆的一部分。

问：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次的拍摄经历。
张晓明：《向北》是我关于陕西以及西北沿线生活景象的一些记录，每次在西北的地方旅行，去到那些与城市风格完全不同的地方，所有一切都是新鲜和令人激动的，用自己的方式去慢慢的熟悉，尽量的去融入，娱乐自己记录心境，所到的地方就像一个个的舞台，那么多的呈现，可以让我尽情的享受。

问：你最初是怎么开始拍照片的，80年代的陕西摄影群体对你的作品是否有影响？
张晓明：一开始拍照是受我父亲影响，慢慢的接触了相机。大学期间由于学的是绘画，要经常使用相机来拍一些素材。
80年代的陕西摄影群体或多或少的对我有影响，他们的作品很大部分体现了精确的记录。透过搜寻他们的影像会产生很多灵感，在其中受益匪浅。

问：听说你和几个朋友做了一个图片社，他们都生活在陕西以外的地方，感觉摄影已经越来越不受地域的限制了。
张晓明：其实我觉得艺术这东西只有好坏，没啥地域概念。
刺点图片社就是几个好朋友在网络一起看片子和交流的地方，“刺点”是《明室》提出的，大概意思就是精确的像素点，是照片的细节。摄影需要在场，不在什么也别想。

来源：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