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黑与白的旅程——拉斐尔·马大维的异想世界

趁着拉斐尔·马大维（Rafael Mahdavi）在Ecole superieure dart de design举行展览之机，茱莉亚·翰图（Julia Hountou）和艺术家就他在2005~2007年间创作的8幅布上素描系列进行了讨论。

茱莉亚（以下简称“J”）：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尺寸的素描作品呢？
拉斐尔（以下简称“R”）：在这个系列里，所有的作品规格都是1.6x1.6米。在此之前，我也做过2x2 米的大型作品，然后也做过2x1.6 米或者1.5米的，从此引发了我对观者和艺术品之间的物理关系的兴趣。我觉得，做小型作品很没意思，因为他们的视觉冲击力相对较弱，作为观念性作品的话就更难把握。最后，经过了20年的研究，我进行了不断的筛选和试验，终于选定了1.6 x 1.6米这个方形的尺寸。

J：你使用了什么创作技巧？你在做这个系列的时候，是遵循什么过程的？
R：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以“云”为题材，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我会创作和烟云有关的作品。在我的前3幅作品《伊卡罗斯在科威特》（Kuwait Icarus）、《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脆弱的房子》（Fragile House）里面，我特意使用了这个题材。之后又创作了《跳跃与狗》（Leaper and Dog）、《和我在一起》（Stay with Me）、《疯狂的爱》（L’amour fou）、《旅程的邀请》（Invitation au voyage），最后是《修普诺斯》（Hypnos）。在创作前，我没有作什么准备的，就像一个普通的画家一样，我从作品的上半部分开始做，一直往下延伸。我先把主要的元素放上去，然后再慢慢地把细节做出来。我的创作工具是碳条、十分精细的0.5毫米黑色铅笔和HB或者B铅笔。比如说，在创作《旅程的邀请》的阴影时，我就是用石墨覆盖在碎布表面制作的。而我在创作《蝴蝶效应》的细节图像，例如贝壳或蝴蝶的时候，我就特意选了一种专业用的精细铅笔来作画。

J：现在，你的签名已经变成了首字母缩写再加上创作年份，他们占据了画面中下方的一个醒目位置。这个做法有什么含义呢？
R：一般我会在作品的背后署名。在这个作品里，我故意把它做成一个正式的印刷体，这样看起来就不那么个人，有点工业的味道，也表明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了。至于做成“名字首字母加创作年份”的形式，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很像一个注册商标，就像生产商会把注册商标印在自己的产品上一样。

J ：在这个系列里，圆圈在5个作品里反复出现——《伊卡罗斯在科威特》、《蝴蝶效应》、《脆弱的房子》、《和我在一起》和《跳跃与狗》。你是用什么方式呈现的？为什么要这么频繁呢？
R：为了画圆，我先在帆布中央钉一个钉子，在上面系一条绳子，绳子另一端捆上铅笔、橡皮擦或者涂刷器来创作大小不同的圆圈。
这些圆圈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以前我最怕处理画面上的角落，他们会破坏画面的整体感。而圆圈正好能把这些分隔画面重新整合，让他们成为一个整体。圆圈在我的作品里又有另一个重要意义——他们代表了艺术家的眼睛，这些眼睛的主人一直都密切注视着世界的变迁。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视觉感知的。还有更多的解读方式，比如说，圆圈也和照相机的取景框、枪支瞄准孔等相类似，似乎是邀请观众来毁坏我的作品。这个圆圈不断地演变，后来在作品《跳跃与狗》里，它看起来更像个橡皮圈，一个立体的救生圈，在几何学里也被称为圆环体。我对这个数学的分支学科特别感兴趣，因为它的研究是：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下，一个表面是如何发生扭曲和伸缩的。

J：在作品命名上，你也花了不少心思。你觉得作品的名字有什么重要性？
R：我很喜欢作品的名字，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一般人（而不仅仅是专家），去进入作品，理解图像，从而融入我的艺术世界。

J：《伊卡罗斯在科威特》、《蝴蝶效应》和《脆弱的房子》这三幅作品都是以战争为题材的。这些破败的现实场景立刻把观者的思绪引入平常在历史记录资料里看到的大灾难画面的记忆里，引发了深深的共鸣感。你为什么要强调这些由人类引起的灾难场面呢？是想要为我们敲响警钟，还是要让我们面对现实？
R：这个主题大概是出自我的个人体验。在越南战争期间，我被征召入美国军队，不过我拒绝了。1986年1月，我就像逃兵一样逃往巴黎。之后我被国际刑警逮捕了。不过他们让我留在了法国。不久以后，我的美国护照就过期了。然后到了1972年，我以伊朗移民的身份回到了美国（因为我父亲是伊朗人，我就有了伊朗护照）。1973年，我刚好碰上了全国大赦。再者，这三幅画作也是源于我对战争摄影的兴趣。轰炸场面的浓厚烟云和参战双方的火力竞赛都令我深深着迷。另外我想强调的是，我的画作里，作为背景的天空一直都是浓云密布，非常沉重，因为我觉得如果天空只是清澈祥和，那就很单调沉闷了。

J：蝴蝶这个图像在你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其实它有什么寓意呢？它与“蝴蝶效应”的理论“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一下翅膀，就引起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风暴”有何关联？
R：黑脉金斑蝶是一种很漂亮的生物，他们一路从美国迁徙到墨西哥。我觉得，这种蝴蝶是我的另一个分身。我生于墨西哥，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伊朗人。但我是在西班牙长大的，后来又去过伦敦和维也纳上学。在美国上完大学后，我又去了在纽约、罗马和巴黎工作。所以，迁徙就成了我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
另一方面，“蝴蝶轻微煽动翅膀竟是一场大灾难的序曲”的说法，也促使我对“蝴蝶效应”的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虽然说，这3幅作品灵感来自于历史事件，但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大众强烈的思危心理。
J ：你的两幅自传式作品《和我在一起》和《跳跃与狗》里，都有一个男性形象站在正中间的一片不毛之地上，而在画面的中上部，则有一只伸出的手。
R：在《和我在一起》里面，那个男性形象有着短短的深色头发，手臂贴着身体，一动不动。气焊眼镜令他的面部表情显得更加冷漠和神秘，而手套则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孤立感，单身一人立于不毛之地的中心，头顶着一个阴云密布的天空。这幅作品的灵感来自于我上世纪70年代在纽约拍的一张照片，那次我用白色和蓝色油漆完完全全地把自己覆盖了。
而在《跳跃与狗》里，我所呈现，全身的肌肉紧绷，双眼却是清晰地直视观众。为此，我还特意为自己拍了跳跃的照片。照片给我带来了跃动和跳水的主题，寓意勇气和挑战。同时，画面也被一只大狗入侵了，它似乎要把男人保护在自己的爪子之间。这只动物也常出现在我的其他作品里。我从一个朋友的拉布拉多犬获得灵感，就创作了这只不起眼的，闲逛的狗的形象。中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男性侧面。他正处于跳跃状态中，伸开双臂，膝盖弯曲，身体稍微前倾。

J：《疯狂的爱》给我们呈现了爱情残酷的一面。这个有着大钳口的铁钳是不是寓意着爱情的毁灭性或是剥削性？
R：实际上，在这幅画作上，我画了一个比拟人性的巨大钳子。在阴霾的天空下，它得意洋洋地站立在一片荒芜之地中间。光线从画面的右上部射进来，灰色的影子映射在大地上。钳子的牙齿预示着一个张大的嘴巴，正在嚎啕大哭或是仰天长笑。强大的上颚和相对柔弱的下颚形成对比，于是就产生了这种介于惊吓和喜悦之间的模棱两可。钳子冰冷的、机械的形象呈现了一种冷酷无情的个性。当我在纽约居住的时候，我为自己的工具一一画像；因为它们定义了我作为艺术家的身份，它们是我的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J：作品《旅程的邀请》展示了一个躯体的特写。部分手臂是被切掉的，而下半部分的画框刚好到了肚脐之下。这个介于男女之间、性别模糊的躯干该如何去解读呢？
R：我喜欢这种模糊不清，细腻微妙而不直接。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女性躯体：胸部以下的阴影削弱了轮廓，让人觉得这是很发达的胸肌。躯体入侵了画面，强势地直面观众，给人带来一种雕塑般的美感。它以一种特别的形式呈现，令人感觉视线透过的是一个方形的天窗或是相机取景框。
我曾经在纽约看过一组以女性胸部为主题的对比强烈的黑白照片，之后这组照片成为了我许多作品的灵感来源。我觉得人类的躯体本身就是一幅迷人的风景画，这里有绵延的山峦和幽谷。除了女性的躯体，我也在画面中间画了一个贝壳。正如我在《蝴蝶效应》里面，也是把蝴蝶的形象放在中间作为视觉焦点的。为防止变成一种矫饰，我特意不把它放在肚脐的位置。实际上，我妈妈收藏了很多美丽的贝壳，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我觉得贝壳像一个音箱，把声音变得更响亮。人脑里交织着无数流动的血脉，当你把贝壳贴近耳朵的时候，血液流动的声音就被扩大了。有人因此联想到海浪冲击沙滩的声响，但实际上，这是我们自己身体的音乐。我把这称作“孤独的解药”，因为这种浪漫平和的声音能带着我的思绪环游世界。

J：在2007年，你创作的《修普诺斯》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幅作品。为什么要研究这个神话人物？你觉得古希腊文化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R：我在大英博物馆里第一次看到修普诺斯的雕塑。在希腊神话里，修普诺斯掌管睡眠，是死神塔那托斯（Thanatos）的孪生兄弟。我尝试把睡眠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我也认为，最好的死亡方式是在睡梦中，不知不觉地去世。老人家很害怕睡眠，因为他们怕自己眼睛一闭上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但我却不同。自从10岁以来，我就读于不同的寄宿学校，每当我远离父母、单独一人时，就会常常想到死亡。对于我来说，这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回归到画作上，我重现了修普诺斯有翼的美少年形象，他俊秀的头像占据了画面的中央，正如一个有着圆圆娃娃脸的卫士，静静地守护着沉睡的大地。他的脸在阴霾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分明，俯视着刚被他的羽翼拂过的苍茫大地。两者相似的描绘方式象征着双方的完美融合。嶙峋的地面凹凸不平，形似胸腔的骨架，上面点缀着弱小的柏树。为了与修普诺斯偏向左边的强壮头像达成平衡，我在画面的右下方画了一条狗，正准备走出画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