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立中国文化的信心 刘永刚:美就在一线间

商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今年以来创作的新作品，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刘永刚：今年年初以来，我创作了一批绘画和雕塑作品，现在完成了有60件左右。我的绘画作品强调一种书写性，非常自如地不加任何观念的东西在里面。自主地、自由自在地、放纵地、狂野地把它写出来。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研究传统书法的线。中国人的精神和传统文化都蕴含在线性里面。这种线，有一种生命力。我想把线的这种长短、转曲、粗细等变化，变为自己作品中的一部分。
在画面构造上，我从繁入简，以致简到最后的几笔。

商报：这就是一个更抽象、更写意的过程。
刘永刚：是这样的，强调一种韵味。

商报：那么您还是用油彩来表现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么？
刘永刚：是的，用油彩和布。用这种材料，每一次书写都带着笔痕，每一笔起与止的过程都可以展示给观者，使人知道整个书写的状态，在其中体验到一种快意。

商报：您一直学习的是西画，又是怎样与中国文化如此的契合呢？
刘永刚：最初我从事的是西方艺术的研究，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我发现可以用油彩画出水墨的效果，这时我认识到了线的魅力。毕业实习后我画了《鄂拉山的六月》，在这张画中我就尝试了用线和填色，然后再勾线、再填色、再勾线的办法，表现了两头牦牛在追一个女孩的动的感觉。这张画，我就把东方的神韵、线和墨的美，融入到了油彩里面。之后又创作了一批西藏、内蒙古题材的作品。直到1987年《北萨拉的牧羊女》诞生了，我把这种方法运用到了极致。

商报：当您感觉发展到极致的时候，会不会感到一种痛苦，因为要重新寻找发展的方向？
刘永刚：是这样的。于是我觉得要到国外去，到德国，这个表现主义的故乡去，看看那里的艺术家是怎么做的。1990年到了德国，接触到表现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后，感觉太好了，淋漓尽致的情感抒发，狂野的表现，太适合我了，然后我就吸收他们好的东西，并加以融合。但到了1994年，我发现他们的作品还是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其后，我创作的《鱼》系列作品，就是对德国表现主义研究的一种总结，然后就放弃了德国表现主义，因为我已经把它吃透了。之后就回到中国文化传统中来。

商报：当时您应该还身在国外吧？为什么还能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呢？
刘永刚：尽管当时我人在国外，但是，从精神方面来说我并没有脱离开中国文化。我首先把西方美术史和中国美术史都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后，感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博大精深，太需要我们去了解、研究和继承了。经过实践，我给自己确定了一个方向，就是研究中国的书法和石雕艺术，还有剪纸等民间艺术。这个工作从1993年一直进行到1999年，于是产生了这批抽象作品。

商报：您为什么要从文字的角度去入手创作呢？
刘永刚：因为文字是由线构成的。我崇尚的就是线。中国的条线运用得非常好。我从中国最早的文字入手，从甲骨文、篆体，还有蒙古文、八思巴文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创作了这样一批作品。
商报：您是先以雕塑的形式表现了这样一种造型吗？
刘永刚：其实这种抽象的形式是先体现在草图中，而后再进行雕塑创作。无论是二维的平面作品，还是立体的雕塑作品，在我的创作中，抽象的形式是统一的。在用线书写的时候，我发现这些线条已经立体了。看到这样一条立体的线，我就想把它做出来。然后我又把它运用到平面绘画中来，更加强调线的书写性。然后一直延续，我要把它做到极限。

商报：算起来，已经有十几年了。
刘永刚：对。十几年都是在做这样一个题材的作品。全部都是线。

商报：这些作品是在您多年的积累下一种爆发的结果。
刘永刚：对。我享受到了40多年的画画过程。每一笔的运用、色彩的铺设、构造的创新，整个过程觉得非常愉快。之后我就一边做雕塑，一边做绘画作品。这两种形式是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并行发展的。

商报：那么您现在主要就是要延续着这个思路创作下去么？
刘永刚：对。会更纯化它。比如很繁杂的笔画，我会以减法的方式进行削减，最后也许就会剩下几条线。有时我会幻想自己的作品用一条线就能表现得很完美。

商报：这个过程不是在削弱，反而是凝练后更具力量。
刘永刚：对。实际上您在一点点减的时候，反而把要表达的内容更集中、更强化了。能够把中国人文脉的传播、精神、气韵和文化表现出来，这就是我的方向。

商报：现在艺术界符号化现象比较严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永刚：我想您说的“符号化”是指的“脸谱化”吧？“脸谱化”意味着缺乏个性，千篇一律，这当然是不好的。我认为这是艺术家懒惰的一种表现。不去积极创造，积极思考，当然就会一味模仿，这就滞碍了艺术的发展。

商报：最重要的是不要停步不前，不要简单重复。
刘永刚：对。如果缺少创造的魄力，就是艺术家的悲剧。所谓大破大立，不破不立，不能缺少这样一种精神，要去超越自己。

商报：而您找到了可以深入发展，又可以不断超越自己的创作思路。
刘永刚：这是我的幸运，也感谢先人给我留下的文化底蕴。(

挺立中国文化的信心

刘永刚的这个展览很让我们美术界熟悉他和不熟悉他的人都非常吃惊。因为他的展览展现了一种非常有文化自主性、文化自觉的一条艺术方向。

作为当代艺术，他的难度在于，既要在风格语言上确立起自己的个性面貌，又一定要在文化的针对性或者说文化的内涵上体现今天艺术家的思考，特别是一种对于文化价值的思考。刘永刚的这组作品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它们是个综合体，能够很好地反映刘永刚这样的探索。

作为展览主干的《站立的文字》既可以说是一组雕塑，也可以说是一种带有观念的当代艺术形式，特别是它适合于作为独立的作品去欣赏，也能够走进公共空间，作为大型的公共艺术来确立。所以它给人的视觉感受是非常新颖的。所以我自己很多次走进这个展厅，去琢磨永刚的艺术的特征，我也听到美术界和普通观众朋友对这个展览的好评。
我理解站立的文字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字作为一种形象站立起来了，可以放在各种空间里；另外一方面作为中国文化很重要的标识或很重要符号的文字站立起来，这有一种中国文化的信心或信念在坚强地挺立起来。所以我觉得他的这批创作真是给人以很大的感染和震撼，还不仅仅是一些视觉形式的新奇和新鲜。

所以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艺术家如果能够从自己的传统资源中找到能够作为转换的因素，再加上自己对当代艺术任务的认识，他就能够创造出这个时代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好的作品。（范迪安）

站立的生命

对我来说，刘永刚的归来是中国当代艺术中一个令人振奋的现象。他传递了一种新的信息，这就是一批长期在海外研究学习的艺术家获得了一种不同于国内艺术家的文化视野，并且在艺术语言的表达上初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普遍的追随西方双年展的艺术模式，也不同于当下一些在画廊商业操作下急于成功的风格样式，具体地说，这是一种真正有价值的融汇东西、打通中外的中国当代艺术，虽然这仍然不是十分成熟，但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可以持续发展的艺术道路。

刘永刚的抽象性绘画无疑是十分优秀的当代绘画，既具有德库宁式的激情，也有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自由，同时还在色彩与构成方面表现了深厚的形式修养，是他去国十余年潜心研究的合理收获。

正是站在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刘永刚发掘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代表的古典人文主义的尊严，以汉蒙等不同文字的另类表达方式，展现了一个多民族大国曾经有过的辉煌文明和未来理想。

由此，我看到刘永刚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以“爱拥”为题的102件石材雕塑组成的宏大装置时，涌入我脑海中的第一印象，竟然是秦汉时的大型兵马俑场面，他的这些站立的文字就获得了一种森然默立的无声的尊严。

刘永刚所要表现的，正是他对于人类永恒的爱与关怀的尊崇，在这一意义上，刘永刚以曾经具有广泛流通性，为民众熟悉的文字形式，打通了民族与国界的局限，以冰冷的岩石表达了火热的激情，在独特的空间形式构造中，将材料与精神结为一体。

刘永刚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打破传统的字碑组合，使之成为字碑一体，字即是碑，碑即是字，而当我们进入刘永刚的文字艺术装置空间中，又全然忘却了哪里是字，哪里是碑，字与碑在人的基础上已经融为一体，成为人类生命与精神的象征。（殷双喜）

来源：北京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