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方法--隋建国艺术访谈（作者：周爱民）

周：这次访谈主要想了解您艺术创作的近况。
隋：我从去年办了“点穴”个展以来，好几个杂志都发表过我的创作近况。再谈近况，可能会重复。如果谈目前雕塑界的现状，目前比较活跃的两三茬雕塑家，可能还值得。

周：当然，我们可以谈一些更有意思的话题，这一期杂志以雕塑作为专题，并且杂志以后会陆续跟踪一些活跃的雕塑家。您能谈谈这两三茬雕塑家吗？
隋：中国雕塑在改革开放前有两三代人，这是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系统的。后有星星美展，其中有两位雕塑家一位是王克平，一位是包泡。进入80年代，就是我们这一拨，当时参加“后89中国新艺术”展览的有我、张永见和付中望，到1994年时有五个人，加了展望和姜杰。当五位雕塑家的作品在艺术界照面之后，艺术界的反响是——雕塑有得看了！现在，坚持做下来的有我和展望、姜杰，我们做艺术的方式是把观念放在主要的位置上。比我小五六岁的一拨，正好赶上城市雕塑蓬勃发展，许多人干这个事去了。而再过五六年，也就是比我小十岁左右的一拨，于凡、李占洋、向京、瞿广慈、曹晖、陈文令，他们是从写实雕塑切入的。很奇怪，我们这一拨人在前面“蹦”——做观念艺术，他们突然间插回去，跟老先生们接上了。但是他们与老先生们又有区别，他们对现实的表现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无我”的——为一种崇高的信仰而超越自我。于凡、李占洋、向京这些人是有自我的，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这个世界，而不是用别人给的眼睛看。再后面一茬，就是UNMASK、李晖、夏航等近几年毕业的一拨，他们大多与画廊签约，在画廊和博览会上能见到他们的作品。80后的一代开始有了点个人面貌，但有多少深度和影响力还难说，他们与社会、与时代呼应的自我还不能确定。

周：在这三拨群体中，您与展望、付中望、姜杰等人在艺术上追求的一些东西，为什么没有在第二拨和第三拨人身上体现出来呢？
隋：慢慢会体现出来的。刚才谈到的这三拨人多数与中央美院雕塑系有关系。当一个学校开始出人才的时候，它在教学上首先要放松，允许学生有自己的想法。学校可以教给学生很强的基本功，很好的技术，但必须允许学生在思想上有充分的自由。我们这一拨人是自学的，我们的学习与学院没太多关系。而后面两拨，他们都经过系统的学院学习，而且已经有我们在其中起作用。第二拨人有扎实的基本功，同时思想上也很开放，这时我们已经在学院任教了。而到第三拨时，我们的教学观念才刚刚开始实施，在未来的几年，观念性的雕塑探索方向会更明显。如李晖、高峰、琴嘎这一些人已经开始显示出这样的倾向，还有前年毕业的辛云鹏，以及今年毕业的几位学生沙伟臣、张一、陈雷，他们作品中的观念性成分越来越突出。

周：中央美院雕塑系的教学观念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
隋：2001年雕塑系彻底改变了教学制度，从那时起，这种新的教学制度开始起作用。雕塑系确立了三个教学方向：传统写实方向，材料与观念方向，以及公共艺术方向。前几年以为公共艺术会有很大的作为，现在看来公共艺术方向的成果不大。

周：有关公共艺术的理论讨论曾经很热门。
隋：对。由于公共艺术的甲方是政府部门，在体制层面，艺术家会受到限制，甚至把艺术问题都搁到一边去了。其实，公共艺术是可以找到自己的道路的，当私人的公司和集团变得强大起来，由他们来委托乙方，情况会好些。自己的钱，知道怎样花得值。现在，由三个方向建立起来的六个工作室，教学改革已经近八年的时间，新的教学模式培养的人才也慢慢地涌现出来。

周：谈论雕塑教学正好与您的双重身份有关系，您是艺术家，也是教师，是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从教学的角度谈论雕塑，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希望将来看到什么样的雕塑。
隋：作为一位艺术家来讲，我自己的目标是很明确的：通过艺术实践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据。我觉得艺术就像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延伸，就是人生的实现。作为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我的经历并不平坦，24岁上大学，33岁研究生才毕业，我感到自己总是在赶末班车，有一种紧迫感。这种紧迫感其实是不正常的，因此我觉得我个人的经验可能对后人没用处，我并不希望我的学生像我一样做艺术。一种好的教学是什么呢？从我个人的实践经验中得不出完美的结论。我能够做到的是，把中国50年原有的好的经验尽量保留下来，把写实的、现实主义的一套保持住；另一方面，借鉴国外现代艺术的经验。当然，国外经验不等于我个人的经验，所以我不能判断它一定是正确的，但至少它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我不愿意否认中国雕塑的现实主义系统，是因为我就是从那里面出来的，这并没有影响我做当代艺术。早期中国当代艺术这拨人都是从写实的、现实主义的系统走出来的，保留这个系统，实际也使我们的艺术更有自己的特色。与国外当代艺术比较起来，我们的作品并没有显示出不成气候。

周：在艺术创作上强调材料和观念，这就意味着要突破传统意义上的雕塑概念及范畴。即便如此，您还是愿意称那些用材料和观念完成的作品是雕塑，为什么？
隋：我对雕塑的认识是不断拓展的，从材料到现成品，到影像，只要是与空间有关的东西，我都可以从雕塑的经验去认识它。当我设计雕塑教学的系统时，在保留原来的现实主义系统的同时，纳入国际上的现代主义系统，也就是建立在材料基础上的抽象创作方式，还有与中国当代艺术有关的观念艺术。我认为将雕塑的材料系统纳入教学是有效的，现代设计、建筑，包括日用生活品都建立在这个系统基础上。写实、材料和观念这三个艺术系统在雕塑系都存在，这样给学生足够选择的可能性，经过一段时间，这些营养是会产生作用的。关键是要提供土壤，让这些营养发酵，学生有较多的选择，他们就会发育得正常些。不至于像我这样，总有一种紧迫感，不要让不正常的经历发生在每一代人身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主义和观念艺术的实验，总的来说，还是时间太短。现在还不能评判，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要等待时间的淘汰。

周：那种不正常的经历，反而成为您艺术上的一种独有资源。
隋：现在，我也这么想。前段时间有杂志来采访，问我：到你这个年龄，你对人生怎么看？歌德讲过，什么样的年龄应该干什么样的事。少年时有烦恼，青年谈恋爱，中年做事业，然后是安度晚年。而我，没有一个阶段是正常的，该干什么的时候却没干什么。到了50岁，我才感觉自己到了创作的旺期。一般说艺术家的创作旺期应该是在30岁左右，而我完全是颠倒的。但是，这种颠到的人生，也是我的真实生活，事实上没有绝对标准的、抽象的人生。人一生会遇到不同的事，这些事会使你有不同的经历，并会成为你独有的资源。在我身上，但愿也是这样！

周：雕塑系建立起传统写实、现代主义和当代观念艺术的教学结构，但是，当学生面对这样的教学资源时，他们会那么对应地接受教学传递的信息吗？因为人接受信息和资源是自由的，人会在各种信息之间来回窜，做出自己的反应。
隋：我觉得，一所好的大学就是给学生配课。之所以需要配课，就是不希望产生太多的限制，给学生自由，不同的课程搭配会培养出不同的人才和艺术家。这就看学生选择什么课程了，选择就是一种机缘，同时这也决定了他将来的艺术道路和艺术方向。雕塑系的专业基础课程是必修的，不修不行，然后学生在三年级进入导师工作室，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进入哪个工作室。如果不合适，学生还可以再调整一下。但是，学生选择了导师工作室，并不意味着他进入了封闭的系统，只能获取与工作室方向一致的信息。不同工作室的学生之间会相互交流，只要学生愿意，他也可以向其他工作室的老师请教。作为系主任，我不想控制学生的选择，要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寻找，因为艺术本来就没有什么规定，它应该是开放的。

周：提供信息资源是重要的，学生在一种信息氛围中学习，有没有某种信息的存在，会直接影响教学的结果。比如，雕塑系认可影像也是雕塑专业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手段，那么学生的艺术创作就会相应地做出调整。
隋：当年蔡元培主持北大时，他就是网罗各方面的人才，同一个系里有好几个学术流派，不让一个流派，一种声音占据教学。我也希望中央美院雕塑系在可能的基础上广纳人才，尽量把教师资源配置好。如果能够在全国范围，甚至在国际范围内选择教师资源，那样情况会更好些，但在目前的体制条件下，不可能做到这样。

周：您的作品有很强的观念性，把某种思考、想法和态度呈现成一种形式，那么在您的教学中，是否也会要求学生多想、多思考。
隋：不只是想，而是必须动手做。我指导学生时，总是说，你做的不够多。在做的过程中去想，而不能只是想。其实任何一种方法都是有规定性的。我教学生，学生听从我的方法，就是被我规定了，被我规定与被罗丹规定有什么区别？！我不会给学生一种方法，而是让他们自己去找方法。我的作用就是帮助学生去找到自己，或者说创造自己，以我的经验都感到陌生的，或者我都把握不住的东西，我就提醒学生一定要往下再试一试。每位学生的生命经验都有所不同，他们应该能找到自己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