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核实中..2009-12-15 16:32:27 来源:网络
2007年11月7日，著名文博专家史树青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当时我撰写了这篇文章，投给上海某杂志，结果因为编者认为史先生知名度不够而未刊用，遂一直在电脑文件夹中保存。后来有关人员编辑出版史树青纪念文集，蒙有文稿入选者推荐，希望收入拙文，但是由于我在报刊出版方面向来随缘，没有顾得上，于是，这篇不能算短的文章就成为未刊稿，如今《江阴日报》“名家”专刊面世，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作为文化名城的报纸，《江阴日报》能够开辟“名家”专刊，是难得的有眼光、有境界之举，我愿略尽绵薄之力，以独家专稿奉献给读者，同时，在史树青逝世两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示纪念。 ——作者按语
2007年10月，因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约我出一套文博书画丛书，第一批选题我列上了史树青先生的名字。过去我多次当面请教过史老，所作的访谈录后来在杂志上发表，又收入了南方日报出版社《大师谈艺录》第一册中，按我的想法，在这本新书中，应当补充更多的访谈内容，使之名符其实地是一本新书，而不是旧作重版。
我给史老家打了电话，是录音电话，提示说“我们在北京，有事请留言”，我便报了姓名，简单地讲了我的想法。
当天晚上，史老的夫人夏老师打来了电话，说史老正在阜外医院，做一项检查，年纪大了，有心脏病。她对我所要出的书很重视，告诉我明天她就去医院告诉史老。
我与史老是很有缘分的。2003年第一次见面，刚聊了大约也就十分钟，老先生打断话头，郑重地对我说：“你的学问不得了，以你的才学，做一本杂志的主编太大材小用了！”看得出来，史老是认真的。
记得2004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大学为本科生讲了一学期必修课，而史老的家在魏公村，相距不远，于是有一天我就打了一个电话问候。
史老很热情，对我说，欢迎你随时来我家。他还特别补充了一句，说《大师谈艺录》他已经收到了，是别人送他的，我自责疏心大意，《大师谈艺录》一套定价176元，价格不菲。
我是个珍惜时间的人，十分珍惜自己的时间，也同样珍惜别人的时间，尤其是对我敬重的长辈，没有特别的事由，一般不会去叨扰，只在确定能对长者、尊者有所助益或效力时，才会前去看望或问候，而绝不为了自己的事情或自己的利益、好处占用老人的宝贵时间。所以，与如此权威的文博书画大家过往，如果套用白首如新、倾盖如故的说法，我自认为不可谓不熟悉、没交情，然而，我从来没有向哪位大师开口求过字画或者是请教、求题、求跋。尽管也不断有收藏界的朋友找我鉴定文物书画，有的还反复提过希望介绍或出面为之求史树青先生鉴定题跋，都被我婉言谢绝了。
在这二三十年，中国的收藏家与文物鉴定家，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受金钱浪潮的考验，诱惑太多，机会太多，文物古董收藏热造就了不知多少百万富翁。由于我从1984年开始就从事经济报道，对企业家、商人、富豪可谓阅人多矣，在2002年筹备创办《中国书画》杂志后，不期然地发现，书画界与文物收藏界居然是一个小商人与小富翁占压倒优势的领域：相对于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有钱人来说，书画与文物收藏家的财富，实在是戋戋小数。而让我惊奇的是，很多书画界人士的拜金主义严重，更有以财富为荣者。这种在财富上没开过眼界的现象，实在反映了世风的浅薄与浮燥。
与史树青地位相当的其他老先生，对钱财，或者说，对题跋、鉴定、出场收费行为，大都是要遮着掩着，钱当然不会少收，但是总要让人看上去是不屑于此的。
史树青先生不然。他对接受求请鉴定题跋，并不避讳是自己的收入来源，他曾亲口对我讲起他的“客户”如何如何，语气与普通的商家谈起“照顾主”别无二致。
能够不装，也就不来虚的，这是史树青先生的可贵之处。我从来没有请他老先生鉴定或过目过任何文物书画，有亲友曾表示希望请史老为字画题个跋，主要是因为我不愿打扰老先生，也未应下。后来，亲友通过其他关系求到了题跋，我听说是收了费用的，不过，并不高。当然，既然代价不高就能达到目的，就更犯不着我来开次口了。
在近年来市场兴风作浪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炒作或运作一把动辄可以成百万上千万元。在这些背后，细寻觅，不难发现往往有某些著名大权威的身影。与股市里的黑庄与无良权威与股评家操纵市场疯狂套利一样，文物书画界也在重演这种闹剧或丑剧。而史树青先生是远离这种丑闻的。
第一次我去拜访史老，是在非典结束不久，地点在百万庄他女儿的住处，到了中午，老先生执意邀我到楼群里的餐馆吃饭，我们还合影留念。结账时老先生坚持由他付钱，好像还打了包带回去，一点没糟践。我虽然更乐于为前辈买单，并且视为理所应当之事，但是坦率地讲，那些肯于为晚辈买单的老先生更令我敬重。年辈最高的阳太阳老先生，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桂林，我去拜访，都是他亲自请我吃饭并且亲手掏腰包，他说了一句话作为理由：“谁买单谁长寿！”难怪阳老活到百岁还那么健康！直到2009年夏天，友人黄忠良先生告诉我阳太阳刚逝世。
虽然我在做过史老的访谈后就此再没与史老联系，更没有再见面，可是史老没有忘记我。
2006年，有一位收藏家告诉我，鉴定家兼书法家吴占良先生对他讲，史树青老先生提起我对我颇为赞赏，我闻此言惭愧不已，史老如此的错爱，正说明了老先生的美德厚道，是一种奖掖提携。在我唯有加倍努力向学，庶几些许有成不负长者厚望而已。
这次出版社美意约稿，我寻思该是值得惊动史老花一点时间的正事，所以，才打电话联系。
夏老师后来没有再来电话，我也没催。说实话，我是个挺沉得住气的人。我曾经说过，有的人只看当下，有的人可以看一年两年，更高层次的可以看一二十年，少数高人可以看一辈子，只有凤毛麟角的人能够看一二百年甚至三五百年。我虽不才，但是还能着眼长远。书画是马拉松长跑，要有传世的意识，为人作艺，都要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不能在意一时半时，不能急功近利。
2007年11月8日，王晓桥君通过手机短信告诉我：“惊悉史树青先生昨辞世，先生已经知否？”
就在史老去世前几天，王晓桥的生日那天，他来与我聊了一下午天，他问我最近忙什么，我说在赶几部书稿，其中有一本写史树青的。所以，他在得知讣闻后，马上通知了闭户著书的我。
接到短信，我翻出了旧著《大师谈艺录》，重读了一遍《国学和见物是鉴定的基础》那篇长达三四万字的访谈，事隔数年，老先生的音容笑貌仍然清晰地可以回忆出来。
在等候重访史树青的那些天，我把原有的史树青著作，以及近几年新出的史树青著作，又翻阅了一遍，同时，结合阅读其他图书发现的材料与线索，拟出了若干问题，做好了充分的案头准备。
在我的问题卡片中，最主要的包括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历次运动中的情况、沈从文的大字报、沈从文家所谓裴多菲俱乐部、与启功晚年的关系、他对砚台收藏的经验与心得等等。
有一篇文章记载了一个细节，沈从文在看了批判自己的大字报对史树青说，台湾国民党骂自己是反动文人，大陆如今又骂他反共，他是无家可归了。
我感兴趣的是，史树青自称是“三朝元老”，哪个政权上台他都照样干自己的，没有遭什么罪。这样的两个极端典型的人物，彼此之间的交往与关系，难道不值得大书特书吗？
说到与启功的关系，有人对我讲，史树青在启功先生去世后说或做了对启功不大利的话或事。我是不信这种说法，因为以我亲见亲闻，史树青对启功是执弟子礼的，至少对我提起启功，从来都没否认过自己听过启功的课、是启功的学生，对启功的学问与成就赞不绝口。
我曾听到同样有声望的某文博大家对史树青的评论，尤其是关于写字——这位大家告诉我他自己虽然写不好，但是字该怎么写却是都清楚的，他对史树青的字很不以为然，而在才疏学浅的我看来，这位大家的字其实也就是停留在民国时期上过中学的水平，临过颜柳欧赵，结构端正而已，我很想再听听史树青对书法的评论，特别是对那位老先生的字如何评价。
史树青对砚台的收藏，从解放前就开始了，以他的眼光，以他的地位与声望，所藏古今砚台应当是精而又精，蔚为壮观的。我因为对文房用品无所不爱，各式砚台也有百十方，很想一见、一品、一把玩史树青先生的藏砚精品，这可是开眼界、长眼力、可遇不可求的大好机会。何况，就史树青藏砚的情况进行介绍本身就是一篇很吸引读者的好文章，配上图片收进书，效果会很精彩。
然而，这一切都成为泡影了。有时文化就是这样因为机缘而散失了。
在《大师谈艺录》一书中我所访谈过的大师中，一半都年过九旬，史树青先生出生于1922年，去世这一年85岁，论年龄并不大。史树青出身于小商人家庭，既非富又非贵，谈不上书香门第，父辈只是从河北乡下来到皇城安家立业的老百姓。长大后上学，读大学与研究生都是在辅仁大学这所无论是地位还是牌子都在一流以外没什么骄人之处的教会大学。这种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史树青的布衣书生个性。在职业生涯里，他也一直没有走仕途，直到晚年虽然得到了收藏界、文物界的很高荣誉头衔，可是这些基本上是与行政级别待遇不挂钩的——而在官本位的社会环境中，同是协会，主席是部级副部级，则在官场能得到同等礼遇与实惠，没有了行政级别，就被客观上边缘化、歧视对待了。
史树青不喜欢摆架子，出门在外，不愿意享受那种前呼后拥、车接车送的待遇，有时甚至会挤公交车。住宾馆也不愿住套房。在同等重量级的老先生中，能保持如此本色的，可能是我孤陋，还真不知道另外尚有哪位做得到。
文博书画界的名家或权威，才学成就地位之外，以人的品格性情而论，尖刻的多，忠厚的少；高傲的多，平和的少；挑剔的多，随意的少；虚的多，实的少；架子大的多，没架子的少；难打交道的多，好打交道的少。史树青先生是一位难得的、少有的、忠厚的、平和的、随意的、诚实的、没架子的、好打交道的、有长者风范的文物鉴定大家。世事无常，哲人其萎，悲夫！
2003年我着手进行文博书画大师的系列访谈时，是定位于自己尽力投入一项文化抢救工程的，2004年《大师谈艺录》两卷只是阶段性成果，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程在2004年下半年就搁置下了，尽管后来不乏套用、照搬我的访谈模式出书的，不过，如果用典的话，大致可以说是婢学主人吧，当然这样的字眼有失过于尖刻。在我所重视的文化抢救的意义上，可以说成败系于一身。本来我也是想再次启动继续自己的工程的，只是事务繁多日程满满，一时没有顾得上。
由于我没能及时趋庭受教，不知史树青先生有多少别人无从得知的见闻与史料就此随风飘散，我对史树青先生的进一步的访谈，就此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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