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抗战文物收藏家樊建川访谈录

　抗战文物收藏家樊建川，插过队、当过兵、教过书、从过政，1993年辞去四川宜宾市副市长职务，下海经商，并着手收藏抗战文物。经过六七年不懈努力，目前已收藏抗战时期各类文物达3000件。今年8月，樊建川精选出近500幅抗战文物图片，辅以相关背景介绍，结集成书，命名为《一个人的抗战》，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8月10日，中华爱国工商联合会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在京举行该书首发座谈会，一些老将军与研究抗战史的有关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进行交流座谈。

　　记者在会后采访了樊建川。


　　记者：对于大多数收藏家而言，其收藏对象多以艺术品为主，收藏的是美，是为了折射和平年代的富足安定；而抗战文物多是丑是恶是恨是凶器，这个收藏专题非常冷僻。你为什么单单选中抗战文物作为收藏对象呢？

　　樊建川：我之所以把抗战文物作为收藏对象，与我心中那份浓浓的军人情结有很大关系。我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日战士，我自己也曾是一个有着11年兵龄的军人。这种背景使我对于战争有一种天生的关注欲望。

　　55年前，炮火连天的抗战结束了，但是人们情感上的抗战远远没有结束。当年日本侵略者屠戮中国人民的“凶器”———各种军用品，像武器、防毒面具、望远镜、指挥包、钢盔、军用饭盒、炸弹壳等等，至今仍不时地在中国许多地方被发现，那是中华民族蒙受的屈辱历史的一部分。

　　我自小对收藏有特殊的兴趣，军人出身的背景使我有责任把那些抗战文物从四面八方收集起来。它们是历史的旁证，又是历史的活教具。这些因岁月的洗礼而染上了斑驳锈痕的物件，让人仿佛闻到了那消逝久远的硝烟，目睹了那血腥屠杀的惨状。

　　亲眼目睹这数千件抗战文物，我仿佛感触到它们僵硬外壳下的生命，听到它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述的故事，并被它们牵引着在抗战的风云中飘荡着，激动、悲愤、哀叹的情绪时时缠绕着自己。当我每每用手抚摸它们的时候，心灵受到的震撼远非看一段史料所能比拟的。也许这就是实物的魅力，它们给人的教益更感性、更具体。

　　记者：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之所以不愿意直面当年的侵略战争，是因为一些日本人顽固地认为，指控他们在那场战争中所犯罪行的证据“不足”。你一直认为自己收藏抗战文物是要为55年前的那场抗战提供旁证，那么到目前为止，你已经收藏的这些抗战文物能在哪些方面为戳穿日本右翼分子的谎言提供实证？

　　樊建川：从东史郎的败诉到今年年初日本右翼分子在大阪和平纪念馆公开叫嚣“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可以看出，日本右翼势力仍在极力回避、掩饰甚至否认那场侵华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抗战文物的收集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我收藏的抗战文物只是那段历史留下的一些碎片，但它也是那段历史的旁证，有的甚至是重要的证据。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是我的抗战文物收藏中有一份地图是东史郎案需要的重要证据。东史郎这个当年侵华的老兵，在晚年侵华负罪感和忏悔心的驱使下写出《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阵中日记》），其中记叙了原日军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最高法院门前，将一个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点火焚烧，最后系上手榴弹，投入池塘将其炸死的暴行。但桥本光治以日记记述“不实”、“毁损名誉”为由，将东史郎告上法院，今年1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判处东史郎败诉。他们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南京高等法院门前无水塘。而我收藏的一幅地图则可以证明水塘是存在的。这幅《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上清楚标明，原南京最高法院位于中山路四段的十字路口，隔街有两大一小三个水塘。这为东史郎诉讼案提供了一个重要物证。

　　另外一个是从我的抗战文物收藏中可以查到李登辉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 ”的根源。我收藏有一份由日本统制地图株式会社1944年4月1日发行的《大东亚共荣圈民族分布图》。在这个地图上，日本把中国以不同民族地区范围分割成七块：“满洲族”、“支那族”、“西藏族”、“新疆族”、“印度支那族”、“ 蒙古族”、“台湾族”，暴露了其肢解中国的野心，以实现他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这份地图的出版年代正是李登辉受教育的年代，他日后分裂、肢解中国的情结显然是从此埋下的。李登辉提出了分裂中国的“七块论”，日本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提出了“要把中国分成几块以便统治”，“中国的强大是一种威胁 ”。我认为这幅地图给“七块论”的复活及衍生提供了出处。

　　我不敢说我收藏的抗战文物能够对日本人直面那段战争历史有多大的作用，但是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出戳穿日本右翼分子谎言的最有效办法———实证，让日本人瞠目的实证，让一直不愿承认侵华战争史实的日本右翼分子低头认罪。

　　记者：对那场日本侵华战争的认识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你的收藏是用实物来记录历史的，你希望自己的收藏品和书能够带给日本民众什么样的感受？

　　樊建川：从战后日本政要屡屡参拜靖国神社，到日本右翼公然为日本二战中头号战犯东条英机招魂的影片《自尊》的上映，再到今年7月底首次将“警惕中国军事动向”写入日本2000年度防卫白皮书……种种现象确实在告诉我们：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在人类走向新世纪的今天，日本右翼分子既无认罪的诚意，更无认罪的行动。它在骨子里压根儿就没有把亚洲其它国家放在眼里。

　　我收藏的抗战文物和书敢于直面日本人，我希望自己收藏的抗战文物和书能够触及日本民众的灵魂，继而让日本民众的呼声影响其政府态度，让日本政府在实证面前，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在事实面前真诚地向受害者认罪道歉。

　　中国的国土，随便抓起一把都能攥出屈辱的汁液。从19世纪末期到现在，一些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噩梦仍未醒来，并且近几十年来又患上了“历史篡改症”。

　　我们无意唤起经岁月冲刷已渐泯灭的民族仇恨，但我们深知，一个不懂得自省的民族，一个不敢直面历史罪行并勇于改正的民族，在国际社会里始终不会充任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通过这些抗战文物得以汲取历史的教训———中国人看到它，能增强富民强国的信念，只有国家富强了，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日本人看到它，能真诚地反思历史，以史为鉴。

　　史存而国存，史亡而国亡。在新的千年中，我真诚地希望一衣带水的中日邻邦能够加强理解和沟通，廓清历史宿怨，化剑为犁，共同敲响和平的钟声。

　　


　　
来源：解放军报 记者　丁增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