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乃中的情缘——重访无门限斋

　张瑞田

　　对无门限斋，我有特殊的感情。在吉林市时，一旦产生对书法、篆刻的审美矛盾，或写字的困惑，就去无门限斋，寻求主人的帮助。

　　主人刘乃中，当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辅仁大学的毕业生，满腹经纶，一生坎坷，是当代历经苦难的知识分子的活标本。1957年，作为中央直属机关的右派，到寒冷的北大荒，与丁玲、吴祖光等人一同进行劳动改造。落实政策后，他没有回到北京，而是落脚吉林市，被生活重新选择。我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第一次见到刘乃中先生的。当时，平反昭雪的著名剧作家吴祖光访问吉林市，并在吉林市电影公司礼堂做了一场报告。在主席台上，刘乃中和已经过世的金意庵先生坐在吴先生的左右，几个人谈笑风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穿一件蓝色的中山装，一条黄色的军裤，脚蹬一双黄胶鞋，揣着一本《吴祖光剧作选》，前去聆听吴先生的报告。那一年我十七、八岁，迷恋戏剧和书法，刚刚读完《风雪夜归人》，正为那个悲剧故事暗自流泪呢。因此，对主席台上的吴祖光、金意庵、刘乃中充满了敬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给青年人提供了种种可能、种种机会。我以具有现代观念自居，在现实生活中尝试不同的生活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宽松与自由。一段时间，疏离了书法，甚至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到传统文化。渐长，始知自己的浅薄、荒谬，便又回到书斋秉笔习书。同时，又写一些关于书法的文章。这时候，开始与刘乃中先生接触。刘乃中如同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没有惊人的举止，也没有哗众的言辞，只要默默地感受，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刘先生有雄厚的国学根基，但，又不是泥古不化的学究。身上具有传统学人的儒雅、淳厚，又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深邃、冷静。早年刘乃中拜访过篆刻大师王福厂先生，得到了王先生的指教。一些访谈文章就把刘乃中视为王福厂的学生。以名师抬高自己的陋习，刘乃中难以接受。他立刻更正，并加以解释——拜访、请教过王先生，与大师没有师承关系。对学生，刘先生恪守古道，不论贫穷贵贱，一视同仁。一位从外县来求学的平民学生，刘先生就把他安排在家里，不管学费高低，耐心相教，终于使之在当代书坛崭露头角。

　　具有系统国学知识的书法家、篆刻家不多见，具有现代人格力量的书法家、篆刻家更不多见。在与刘乃中先生的交往中，对他的内心世界，以及他的书法观、艺术风格，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是在创造中学习书法的人，他的汉篆、隶书古意浓郁，但又清晰体现了中国学人对古文字的独特理解。宽博、凝重，俊秀、飘逸，是视觉中完整的审美主体，又能让人产生丰富的艺术联想。相比较，他的篆刻离古人更近。汉印的沉稳、清劲，和谐、朴茂，在他的篆刻作品中有明显的体现。与书法相比，篆刻保守了。但是，他又在保守中复活了古人的意趣，将昔日的一种生活情调，落实在篆刻的方寸之间。刘乃中所营造的艺术世界，对我构成了深深的诱惑。我常常去无门限斋讨扰，有时就某个问题前去请教，有时带着书法习作请先生批评，有时应报刊杂志所邀，进行采访，有时又去借参考书和市场短缺的字帖。进出无门限斋，我的角色也是多重的。有一次，我向刘先生借了《好大王碑研究》、《史晨碑》。当时我正迷隶书，急欲在隶书笔法和隶书欣赏上有实质性的突破。遗憾的是，我的生活发生了变故，在柳树刚刚发芽的春天，突然离开了吉林市，打碎了前去无门限斋讨教的岁月，甚至没来得及与先生道别。

　　丙戌八月，回故乡吉林市，在画家解铁瑛的陪同下，重访无门限斋，与分别十余年的刘乃中先生再度相逢。刘先生八85岁了，神清气爽，声音洪亮，没有丝毫的垂老之气。刘先生的夫人孙阿姨亦如往日般年轻、健康。两位老人对我这个不速之客表示欢迎。刘先生思维敏捷，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谈吐幽默，评说当下书坛，也是妙语连珠。少顷，刘先生问我：“你借我的书还没有还呢。一本是《好大王碑研究》，一本是《史晨碑》。你还记得吗？”说真的，十多年前借的书，我真的记不清了。不过，刘先生提示，我就幡然醒悟了。这些年游走江湖，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有一些遗忘，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对那些人生历程中的重要痕迹，是不会忘记的。当年去无门限斋问学，实在是自己青春岁月的美好记忆。何况我又重燃了年轻时代对书法的激情，对刘先生其人其书，也有了全新的理解。我立刻向刘先生道歉，并表示马上奉还，再多还八本书，以充“利息”。刘先生笑起来，说：“‘利息’就不要了。”我又说：“‘利息’是我写的书。”刘先生马上说：“好，好。”目光温和，这样的目光我是熟悉的，是对后学的鼓励与关怀。

　　不久，刘先生和孙阿姨到北京参加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篆刻展，然后又去美国讲学，来去匆匆，未能见面。深秋了，我想他们的行程该结束了吧，一定顺利地回到无门限斋，共度他们美好的时光。那么，我的书债也就到了偿还的时候，我会把保存完好的书，还有其它的书，一同寄去，以乞求刘先生的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