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祁教授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都知道您在日本留学多年，是研究“二王”方面的专家，您的研究视角独特，观点新颖，首先能结合您的研究谈谈您的学术背景吗？也就是您的学术历程？
答： 长期以来，我在中外学刊杂志和报纸上也撰写了不少文字，但那些都是论文札记等研究方面的文章，像这样轻松的访谈对话则少之又少。这样的文字读者看了轻松，我自己谈得也轻松。所以非常感谢《书法导报》赐予这一难得机会，使我能与众多书法研究专家、书法家以及广大关心和爱好书法的朋友对话。关于您所提到的学术背景问题，我以前曾在《中国书法》(2007第11期)一篇专访文中涉及过，那篇访谈文的题目是“中日学术背景下的‘书学’研究”。正如这个题目所概括的那样，我的研究确实受了中日两方面的影响。我的个人经历也是我的学术经历，因为我从进入大学到现在近30年间，虽然人生经历波动很大，但始终没有终止过研究，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变革中，能持之以恒做研究，我觉得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当然，这段研究历程并不是单一的，其中前后还是有很大变化。正如白锐博士在《再读书圣》一文中对我的学术经历所概括的那样：“如果说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和留校工作期间，精研古籍版本是对他学术生涯的启蒙，那么1989年应杉村邦彦教授之邀，前往日本作访问学者，继而获立命馆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便是他学术生涯的转捩。”(《书法报》2008年2月20日)是的，出国前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古籍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等是那个时期的主要成果；出国后则重点转入书法史，研究重点放在王羲之方面。拙著《王羲之论考》(东方出版，2001年)、《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石头出版社，2007年)以及最近即将问世的《山阴道上――王羲之研究丛札》(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等拙著都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其间，还有尝试性地把古籍与书法史结合起来做研究，《中国古籍的版刻书法》(东方出版，1998年)的问世就是这方面的成果之一。从我的研究特征而言，前期虽也做研究，但基本属于学术积累期，后期在研究上受日本的研究方法的影响不少，属于研究期，我的主要成果出在这段时期。但不论是研究还是积累，二者总体来说都离不开文献学。文献学是从事各种研究所必备的基础学问，也是最为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如果说我的研究有何特征可言的话，我想主要体现在文献学方面。关于这方面，请参考薛龙春教授撰写的书评《文献学考察:一个王羲之研究的新角度》。(《艺术史研究》10期。2009年)
二、 以日本京都学派为例，日本与中国在书法史的研究方面有何异同，他们又是如何治学，您的研究具体在哪些方面受到他们的影响？有什么方面值得我们去学习？
答： 这个问题提得好。今年七月我在中国书法史苏州(吴江)讲坛上讲了三个题目，其中之一就是“有关日本的中国书法史研究”。谈论人家的研究，当然不能仅限于成果罗列，还需要有方法介绍。京都学派是一个学术流派，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但它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因为京都学派诞生于日本近代，发展至今已经有很大的变化，换言之，现今的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方法中不乏京都学派特色，但并不能等同于以往的京都学派了,所以我在苏州讲坛上就没有使用“京都学派”这个词，而称其为实证研究。所谓实证研究，在日本也称为中国学研究，即以近代京都大学的学者最长于此，以前称为京都学派，但现已成为日本中国学研究者主要的治学风格之一。实证方法不仅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考证学的传统，还吸收折中了西洋理论（比如西川宁先生对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是将其纳入艺术风格的“样式史”中加以考察分析，主张从书法本身的“型态”出发，去寻找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种方法汲取借鉴了西方美术史学的理论方法，超越了传统实证考据学的范畴）而逐渐形成的一种颇具特色的治学方法。就其本质而言，实即崇尚以究明史实真相为终极目标的实证精神，其特点可概括为重实见亲闻，强调确实的事实,不尚空谈，注重文献的考订,长于细读深究。具体到书法史研究领域，我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1、注重书法史周边的文化现象。
2、善于发现问题，重视个案研究。
3、利用新资料，开拓研究范围。
4、注重基础研究。
5、喜作细读深究、以小下见大的学问。
由于篇幅关系，恕我不一一展开说明，以后有机会我会在其他场合专门谈这方面的问题，谨请关注。在此仅就第5点略作说明。
所谓“喜作细读深究、以小下见大的学问”，这种学风在当今日本学界比较普遍。在做具体琐碎的资料整理过程中，可以沉静下来慢慢阅读勘察资料，久之就可以发现问题，虽然所发现的问题不见得很大，但却能从细小精微之处推导出重大的学术问题。当然，即使有些推测未必成立，但合理的假设往往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某种启发。在此我很愿意强调一点，就是不放过一切细节问题，如果说我的研究受了日本学风的影响，那么我想应该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一般来说，对一个问题的研究长久未见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隐藏于细节之中。这一特征也反映在王羲之研究中。我的解决办法是，寻找文献记载中容易被人疏忽的“漏洞”，敢于质疑学界的所谓“定说”，并在反证辩难中使自己的观点逐渐站住脚。我在《兰亭序》真伪问题研究中，主要精力放在抠细节、抓漏洞上，结果还真找出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看似很小，但随着研究的推进而逐渐演变成大问题。我在一些专业报刊上连载的研究札记，都属于这类考察。总之，把小问题作成大问题，是我的基本研究特征，而这一方法能否有效运用，关键就在于对问题细节的观察与把握。
当然，日本的研究方法不是没有问题，应该说也存在一些弊端。如在研究中缺乏宏观深刻的理论关怀，不厌琐碎烦杂，过份拘泥于具体事例的推究罗列，刻意夸示考据功力，唯资料论，喜在考论中炫耀资料丰富珍奇等，这些都是极端做法。另外，实证研究在操作层面上也越来越趋于技术化与作业化，致使学术论文缺失文化魅力。总之，任何研究方法都有利弊，不必一概盲从也不可一律排斥，善于取长补短，才有益于学术进步。
三、 日本的书法教育与中国的书法教育有何异同？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书法教育，尤其是高等书法教育？
答：为解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他们的书法理念，在这一方面确实与我们不尽相同。在日本开设书法专业的大学中，从开设书法专业的学科来看，国、公立大学基本将书法专业置于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中，而私立大学则置于文学部的日本文学之下，纳入艺术学科的大学不多，而日本的美术、艺术大学或综合性大学美术艺术学科，则基本不设置书法专业。此现象反映出日本对书法的学科定位，即不是把书法作为纯艺术或美术看待，而是如同花道茶道一样，属于文化教养方面的一门学艺。因为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书法，并不是纯粹意义的艺术，而是锻炼品格、提高修养的一门学艺，和中国传统观念一样，日本人亦认为书法可以表现人的精神内涵与高雅境界。另一方面，日本近代的大学教育体制是明治时期从西方引进的，学科设置等也全部仿照西方模式。日本的大学设立艺术或美术等学科，但书法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西洋这些学科中没有书法,所以在日本大学的艺术或美术学科里，书法作为艺术并没有取得“合法”地位。在一般大学，书法只是一门为获得“教职”资格而开设的必修或选修科目,而在上述有书法专业学科的大学里，书法附属于教育教养或语言文学和文化学科。总之，从教育理念看，书法与其说是一门艺术，不如说是一种教养;从教育目的看，书法与其说是一门专业，不如说是师范教学中的一个辅助手段而已。可见他们的理念、目的、目标都与我们不太一样。在日本，大学的专业设置必须以社会对此有普遍需要为前提，换言之，在大学里传授的知识并不一定都是社会所需要的，因为知识并不等于专业。正因为书法的这一定位，使得日本高校的书法本科专业非常少，至于读书法专业的硕士、博士则更属凤毛麟角了。如果想当书法家，你可以加入社会上的书法团体，拜师求道，参加各种书坛活动，而高等院校书法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书法家或向社会提供书法专业人才。
四、 现在很多在校的书法方向的本科生、硕士、甚至博士在论文选题上不知该如何去寻找题目，您能否结合您的研究与体会给我们的在读学生谈谈如何寻找选题，如何发现问题？有了好的选题又该怎样去写作？
答：这次在中国书法史苏州(吴江)讲坛上，白谦慎教授给大家作了一场精彩的讲演，他的题目就是“学术论文的选题与写作”。他说过这个题目其实非常不好讲，为此他认真地准备了一年。白教授的讲义内容丰富，切合实际，其中有很多都是他治学经验的甘苦谈，对研究生选题很有启发意义。这个讲义不久就会被整理出版，大家如有机会一读，肯定会受益匪浅的。所以关于选题问题我就不多谈了，这里仅就如何选择热门研究课题的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体会，以供大家参考。
王羲之研究无疑是一个热门课题，他是距今久远的东晋人物，那个时代的史料极其有限，然如果没有新资料研究就难有新的进展。况且王学研究一直很热门，研究史长，很多问题几乎都被后人研究过了，所以若想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的话，只能在方法上具备自己的特点。
如果说“已被人经研究过”，那么权威的说法是否存在漏洞？我以为完全可能，这就是我说的需要切换既有的研究角度。比如用找漏洞、抠细节這些办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哪怕是极小的问题，都可能经过我们的仔推敲而最终成为重大的学术问题。这已在前面谈过，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即为了发现问题，最好养成作研究札记的习惯。我平时撰写的王羲之研究札记，就属于这种究方式的产物。这些札记是在阅读文献和先行研究时撰写的，强调问题意识，结论如何并不重要。提出了问题就要寻找解决办法，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一篇论文，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存疑待考。如论文《〈十七帖〉为何阙“月日名白”》就是在同名札记得基础上展开的。论文《〈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则是在札记《法帖中的避讳现象》、《〈兰亭序〉中的改动涂乙现象》启发下撰写的。而论文《关于王羲之尺牍中的单复书问题》又是在《“佳想安善”,未必“安善”》、《“力不次”究竟为何意》、《关于〈初月帖〉中的发信地名问题》、《小议〈二孙女帖〉》、《从“迟”字推论〈得远嘉书帖〉之伪》等多篇尺牍研究札记的综合思考下催生的。
如果说“史料极为有限”，那么能否运用其他方法化解此困境？魏晋南北朝距今已经十分遥远，文献史料极端不足，从而造成历史“情节”脱节，因果关系模糊不清，这个时候，就需要合理地运用想像力以弥补史料的不足，把处于游离状态的各种因果联系加以聚拢整合，以重构历史“情节”。在研究过程中，往往有时候在最需要考证的时候，不是去穷搜零星史料作勉强考证，而是运用合理的想像。我在研究王羲之与道教关系诸问题上，由于史料不足，大部分是基于想像弥合那时的一些“情节”。因为合理的想像是基于对客观事实的合理分析，故观点经得起推敲，结论也经得起反证。合乎情理的想像有时能起到证据作用，效果反而比支离破碎的考证要高明得多。
所以，要敢于去碰热门研究课题，不要惧怕，不必绕道而行，只要寻找出适合于研究对象的新方法，就会出新的研究成果。
五、 您在教学过程中是如何要求您的学生？您目前在做哪方面的研究？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总的来说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我现在只带硕士生，有理论和创作两个方向，不管哪个方向，我都不希望他们“吃偏食”。我的理念是想培养出艺舟双楫式的人才，不希望他们只会做研究或只会写字。在教学方面，要求学生每周必见老师必上课，让学生汇报研究近况，谈读书体会,一起讨论问题，分析作品。还要针对每位学生的特点，布置研究任务。基本目标是让他们在三年内完成一篇硕士论文的同时，还需完成一部著述，其中包括或校勘整理、书家评传或实践笔记等。完成一部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出成果而是为了锻炼。因为学术训练不是空谈或拿几本入门书工具书读读就能行的,必须在具体的研究操作中学习和领会。目前学校的科研教学环境还不具备将专家“请进来”的条件，因此我尽量为学生创造“走出去”的机会，让他们多和外界交流，多见世面。我深知，在学术领域里有时候见世面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可以树立人的学术自尊与自信，激发学术兴趣和挑战意识。
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我这次在苏州讲坛所讲“书学三题”就是我的主要研究。三题分别为：1、有关王羲之法帖的研究；2、有关日本的中国书法史研究；3、有关古籍版刻书法的研究。
关于第1讲题。
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研究已经做过，下一步的重点放在书迹研究方面。这里面的问题很多，我今后主要想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王羲之书法的真相研究。2王羲之书迹的分期研究。3王羲之晚年书迹问题。4王羲之法帖的形制研究。5王羲之法帖的内容研究。6书迹真伪的研究。7王羲之作书的意识。
关于第2讲题。
这主要是介绍，谈不上研究。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掌握本专业的国内外相关学术信息，了解先行研究状况、借鉴同行研究方法，这已是治学的基本常识。学术不分国界，本国的研究情况需要关注，外国的研究状况同样也不能忽视。因而我认为，向国内研究领域介绍日本研究同行的研究信息，也是我的义不容辞的责务。
关于第3讲题。
“版刻书法”是指在宋、元、明、清各时代刊行的古籍版刻中的书迹资料，它经过手写上板、雕版、印刷而成。具体可以分为手写体和刻书体两大类。手写体多为书中前后的序、跋、题、赞文，一般皆由当时的名人所撰，或撰者自书，或委托当时著名书家代笔，然后上板雕刻，籍古籍以流传后世。刻书体字多为楷书，着要用于正文部分。在宋、元本中刻书体字与后世的匠体字不尽相同，书写意味很浓，且风格多样，如有些宋元版古籍的刻字直接取自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苏轼、赵孟頫等唐宋元名家字体。这类资料数量庞大而且种类繁多，从书法史意义上讲，实际上就是一个还有待于开发的楷书资料宝库。如前所谈，我曾经尝试把古籍与书法史结合起来研究，成《中国古籍的版刻书法》(东方出版，1998年)一书。这次我承担了2008-2009年度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课题研究项目就是“古籍版刻书迹研究”。在未发表之前，暂不详说，我希望能够做好这一研究课题。
谢谢您的采访!
来源：2009年9月2日第35期《书法导报》第23版高校书法之“导师风采”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