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仲：所谓丹青 所谓人生

王学仲先生号夜泊，字黾子，晚号黾翁。1925年生于山东省滕县。王学仲现任天津大学教授、日本筑波大学客座教授、王学仲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等职。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他早年曾在京华美术学院、北平国立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受业于徐悲鸿、黄宾虹、吴镜汀等前辈名家。被徐悲鸿誉为“诗书画三怪”。王学仲先生在哲学、美学、书学、文学等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树，曾获“鲁迅文艺奖”、“世界文化和平大奖”等，是国内集诗人、小说家、书法家、画家等多种文艺门类于一身的国学大师、国际名人。

　　最近，王学仲先生可谓“三喜临门”。除了荣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之外，在前不久举行的第八届中国文联第一次全委会上，王学仲先生被推举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是天津各艺术门类的老艺术家中在本届中国文联全委会唯一获此荣誉称号者。此前，天津著名艺术家骆玉笙、孙犁和王莘曾获得此项荣誉。同时，王学仲先生今年还荣获俄罗斯美术研究院荣誉院士称号，这一称号是前身为俄罗斯皇家美术院、具有200多年历史的俄罗斯美术研究院授予外籍艺术家的最高荣誉，迄今为止只有30余位外籍艺术家获此殊荣。

　　王学仲先生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在他从艺的六十多年里，他潜心治学，辛勤耕耘，著作等身，实在是令人敬佩。尤其是，他还创建了黾学学派，对继承、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丰富发展我国的书画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

　　王学仲先生1925年10月23日出生于山东省滕州的一个书香门第。滕州与曲阜近在咫尺，同样是钟灵毓秀的历史名城，也是墨子的故里，王学仲祖籍琅郡，就是现在的山东省临沂市，他的远祖与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同属王氏一脉。王学仲的曾祖王启方是清末秀才，能诗善书，王学仲的父亲王安履，也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家。王学仲在这样一个书法世家中度过了他的童年，耳濡目染，他五岁学写字，六岁学画画，七岁上学读书，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也颇得家人厚爱。王学仲在十几岁时，就常常跟随他的父亲到曲阜、泰山等名胜古迹寻碑访古，在心摩手记间，既开阔了眼界，也积累了大量的碑帖资料，为后来书法的学习、研究和创作奠定了牢固的根基。

　　1942年，17岁的王学仲考进了当时的北平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在1949年，他又应徐悲鸿先生之邀进入了当时的国立北平艺专墨画科，1950年，王学仲又进入了中央美院绘画系学习油画，并在毕业后到了天津大学任教。在长达十几年的中国最高水准的美术院校的学习期间，他不但受到了正规的艺术教育和严格的科班训练，尤其是得到了徐悲鸿、齐白石、吴镜汀、黄宾虹、蒋兆和、叶浅予等艺术大师的亲身传授，当年的徐悲鸿先生独具慧眼，认为他将来必成大才，曾挥笔称赞：“呼延生方在少年，其书得有如是造诣，禀赋不凡，盖由天授，与之古人，在唐则近北海，宋则山谷，明则倪文征、王觉斯，而非赵、董世俗之姿可相并论。”当然，王学仲先生也没有辜负恩师徐悲鸿先生的期望，终于成为艺术大家。

　　王学仲先生不但在书法和绘画方面造诣很深，而且精于治学，他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总结出了三则治学主张，即：二言——欧风汉骨，东学西行；四感——文化的厚重感，历史的沧桑感，诗人的苍凉感，艺术的高贵感；四我——扬我国风，励我民魂，求我时尚，写我怀抱。由此可见王学仲先生于国学素养方面的厚重与积淀。

　从来没追究过造假画的人

　　新报：现在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呼吁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作为一位国学基础深存的艺术家，您觉得中国文化的最大魅力在哪里？

　　王学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独特的文化，像中医、京戏，再有就是书法和绘画，这都是中国特有的，是其他国家没有的，这就是独特的民族传统。它有不可替代性。

　　新报：可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大多以新鲜的事物为时尚，通常忽略掉传统文化，您觉得这是一个矛盾吗？

　　王学仲：我们生活中的商品和我们的一些生活用具，这些肯定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这也是社会的进步。时代风气改变生活，无论你接受不接受，这都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在唐朝时，女孩子们以胖为美，到了宋代，人们又开始崇尚清秀的样子了，当然到了现代，这种变化的节奏就更快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传统文化应该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中的内涵，人们在生活中形式的变化会很多，但是精神上的变迁，还会以传统文化为根基。

　　新报：一说到画家、书法家，就会谈到收藏，谈到他们的作品值多少钱，您怎么看待这股收藏热？

　　王学仲：首先，艺术品收藏肯定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证明大家的生活安定、富裕了，才会有收藏艺术品的雅兴。中央台的《鉴宝》节目我也看过，现在许多媒体也在介绍艺术收藏，这是一件好事，但也不能过分炒作，不要把书画变成投机的工具。

　　新报：在收藏市场中，假画是一个大问题，现在仿冒您的假字画也非常多，您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王学仲：对于造我假画的人，到现在我还没有追究过。我觉得造假的人也是为了谋生。现在社会上，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就都会有仿冒的，假的名牌服装、鞋帽也是到处都是。只是有一件事情让我很烦恼，就是总会有人找上门来让我鉴定字画，打扰你的工作和生活还不算，你鉴定完是假的，买画的和卖画的就会有经济纠纷，你鉴定完是真的他还会要求拿着字画和你合影，然后又去卖钱。这真是一件很烦的事情，我知道不光是我，好多画家都有这个烦恼。
最难忘恩师徐悲鸿

　　新报：作为老一代艺术前辈，您怎么看待中国书法与绘画的创新问题？

　　王学仲：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创新也是自然的发展规律。齐白石画的画和八大山人、和石涛完全不一样，现在的画家们画的画和齐白石又完全不一样，这些都是创新。不但是中国画，京剧、戏曲也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新报：就您一生来讲，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王学仲：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老师徐悲鸿先生。在我的青年时代，他就告诉我们不要光是临摹传统，还要重视写生。作为他的学生，他的教诲是一生受用不尽的。当然在艺术界，对他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像以前的刘海粟和现在的吴冠中，都因为不同的艺术见解对他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这种不同流派、不同学术主张的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就像有人说我的画好，有人说我的画不好，这都是很正常的。

　　新报：您还创作过一部小说叫《吼哈》，为什么是您青年时期的作品，到了前几年才完成？

　　王学仲：这部小说的人物、场景大部分是我青年时期的经历，这部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社会上就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许多小说家也因为创作而遭到批评，我当时认为这是险途，就放弃了创作。现在社会环境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又把它完成、出版。其实这部小说一半是小说，一半是我的回忆，回忆我以前走过的道路，也是对当年鲁南社会生活的一段真实记录。回忆本身就具有美感。

也有过遗憾

　　新报：当下有一个争论，就是“艺术大师”这样的称谓究竟该有什么样的标准，您个人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大师”的称谓？

　　王学仲：我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季羡林有一个讲话，他说他自己担当不了“国学大师”的称号。老先生们对这一点还是很在乎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太深厚了，经史子集，二十四史，许多人读都没读过，更谈不上理解，也没有真正的著述，就说自己是“国学大师”，这肯定是立不住的。我觉得像王国维那样的水准，才能叫“国学大师”。

　　新报：您觉得您平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王学仲：我最大的遗憾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创作体系。因为这么多年以来，我都在从事教育工作，书法绘画只是在业余时间来创作，虽然也创立了自己的风格和面貌，但是我整体的创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算是我平生最大的遗憾了。

采访手记：

　　虽然刚经历过病痛，但是王先生气色尚好，他讲话时发音很清晰，我知道他因为害怕我听不清楚而放慢了语速，我一再表示，“没问题，我听得清楚。”

　　在黾园里，老先生的办公室比我想象的要简朴得多，国画家的工作室我去过很多，大多放满了名贵的红木家具和珍奇的古董，和他们相比，王先生的画室简直是太过于朴素了，但是谁都知道，凭王先生的书画作品在市场中的昂贵价格，他要是想得到这一切真是太容易了，但是他没这么做，再想到关于他经常的对社会各界捐赠自己的作品和财物，实在是令人钦佩。

　　到了这把岁数，王先生还是愿意提及他的“黾勉治学”，强调勤奋二字对一个学人一生的重要性。对待自己要求严格，生活朴素，淡泊名利，而对待那些做假之辈，又是那么的宽容。怎能不让人感慨。

　　能够和这样一位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艺术大师，在这样的一个简朴的工作室里，聆听着他的智慧与人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