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站频道
    当前位置: 中国美术家网 >> 艺术访谈 >> 访谈库 >> 雕塑
      分享到:

      生活·修养·艺术—袁晓岑访谈(采访人:张公者 )

        作者:核实中..2009-11-25 14:42:35 来源:网络

          (1/3)

          (2/3)

          (3/3)

          中国美术家网--让艺术体现价值

        ◇采访地点:昆明·袁晓岑寓所
        ◇采访人:张公者
        袁晓岑,1915年生于贵州普定。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云南分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现任云南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云南画院名誉院长、云南艺术学院终身教授。1938年在昆明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1959年曾参加苏联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1979年参加日本举办的《近代世界美术展览》。应邀赴美国、日本、瑞士举行个人画展。作品为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馆及美国、日本、瑞士等艺术馆收藏。出版有《袁晓岑雕塑选集》、《荣宝斋画谱(42)花鸟部分》、《袁晓岑画孔雀》、《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袁晓岑卷》等。袁晓岑以写意花鸟画著称,是当代中国花鸟画名家之一。王朝闻曾评价道:“曾经长期从事中国花鸟画的袁晓岑,对于古典文学颇有兴趣,对传统画论的‘气韵生动’作过长期探讨,这使他的作品有独特的风格,具有中国传统艺术的状态与抒情的对立统一,用刘勰的话来说,叫‘神与物游’”。

        造型艺术中的“形”与“神”是相辅相成的。一个高超的艺术家能够把生活中的物象(形)加以提炼,从而表现物象的“神”,靠的便是创作者的修养。生活与修养兼备,是成就艺术所必备的后天因素。中国书画比其他艺术门类更注重创作者在文史哲及人格方面的修养。袁晓岑先生生活在西南90年,熟谙物象,潜心致力,创作出物神具备、雅俗共赏的艺术作品。但让老人快乐的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知音知遇之赏。

          张公者(以下简称张):您的作品借鉴西方艺术的构成,来表达中国的意韵,形成了个人的艺术风格。

          袁晓岑(以下简称袁):这件已建立在丽江的纪念碑雕塑《金沙水暖》中人物的结构、形体都是西洋的,衣纹、线条、神态又是中国的。我通过作品表达情感,要作品“会说话”。作品中人物的眼神传达出心声。船工是一种盼望的表情,好像在问“怎么样”;红军战士回应了一个很坚定的手势,表示“我们一定回来”。这个少数民族老船工打光脚,穿的衣服破得已经不成形了……

        张:您在贵州师范读书时,曾经省下伙食费去买画来临摹。

        袁:那时我喜欢一位在贵州特别有名的画家景小楠的画,他卖画,两块大洋一平方尺,我就省下8块钱买下4尺画回来临摹,学习他的用笔、用墨、用色。

        张:您曾经拷贝过老师的范画。

        袁:我从小学时期就学画,贵州师范有艺术科,我报考那年不招收艺术科学生,所以我上了普通师范科。下了课我就赶到艺术科教室,因为我已请擦黑板的工友不要把黑板抹掉,我就可以用棉纸把老师画在黑板上的范画拷贝下来回去看和学。我下了很多功夫学画,画稿积成捆。

        张:后来在贵州您认识了选文斋裱画店的老板梁选文。

        袁:我和老板交情深。裱画店有好画我就借来临摹。

        张:现在您还记得那时都临摹过谁的画吗?

        袁:都是本地画得好的画家的作品。我学画依靠《芥子园画谱》,以六法为准绳。

        张:《芥子园画谱》康熙时是木版彩色套印的。光绪年间上海有石版印行,墨色层次没有印出来。

        袁:有些理论还是不错的。谢赫的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经营位置……”。那是最基本的东西。最为重要。

        张:1942年徐悲鸿先生在昆明时,曾对您画的马评论说:“你画的是中国马,我画的是西洋马。”

        袁:1941年,徐悲鸿先生来到云南大学映秋院,熊庆来校长是同他一起留法的。我经熊校长介绍,得识徐先生。后来我时常拿我的画去向徐先生请教。我的童年在贵州普定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中度过。我上小学的时候,除了上课,就是放马、饮马、铡马草、赶马驮煤,对于马的形与神、性格和表情了然于心,靠写生研究马的结构。我自幼爱马成癖,我创作的马抓住不同年龄段马的特征,强调灵性。我表现马的作品很多。(指其雕塑作品)这是匹老马,很温顺的表情,怡然自得的神态;这匹是成年马,脾气还很倔。这件《茶马古道》中的赶马人拿个烟锅,支起了锅,准备煮饭。另一个人感到很疲倦,就顺着山势躺着,用帽子盖着面孔。这两匹马想下来找水喝,互相啃一下。这是头骡子,转过头来闻驮子的味道。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生活,才能做这个题材。从贵州到云南我就是跟着马帮来的。

        张:当时您只身来到昆明,考取了国立云南大学,却因没有高中文凭,只得先插班在昆华中学。在大学学习期间,您为什么没有上美术系而去学中文?

        袁:云南的大学那时候都没有美术系。我到了云南后看到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的原作。是生意人到广州去买回来,拿到裱画铺子来裱。我就借来学习。那时二高一陈的画很贵。除了看原作,我也照柯罗版去临摹。看到岭南画派的画作后,我的精力就集中到摸索作品气韵方面了。

        张:“气韵”是中国画的核心。您一直在追求作品的气韵生动。岭南画派借鉴日本画。您从岭南画派中学习到哪些东西?

        袁:岭南画派的优点是写实,艺术来自于生活,讲究情趣。岭南画派画花鸟,那么我也就选定走花鸟这条路了,这也和我小时的生活环境有关,独家山村,山林幽深,山花四时不绝,喜鹊、画眉常到篱边檐下,家里还养很多动物。

        张:王朝闻先生评价您“不只创造性地体现了两种艺术形式的差别与联系,更可贵的是诗意与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统一”。您的作品的气韵是“中国的”,内容是民族的,而结构又是采用西方艺术“科学”的一面。中国的绘画和雕塑注重写意,那么它的结构等方面的“科学性”可能就会弱一些。

        袁:写意本来就是东方文化的特点,这也是和西方文化不同的地方,我认为中国的艺术还是要注重神韵,不论是绘画也好,雕塑也罢。写意是灵感之作,神韵也就在这时出来了。如果过于追求形似,磨去磨来灵感磨没了,神也就没有了。比如我做的《羲之爱鹅》,我着重表现羲之的表情和鹅的邀宠的动态,这个神韵就出来了。平均对待的东西、处处抠的东西,灵感就少了。国画也一样,笔墨要巧妙,不能平均对待,不能细打磨。在1964年美展之后,我的几十件反映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被人民美术出版社看中。本打算出一本书,因为“文革”耽误了,但最后还是出了,王朝闻先生给我写的序言。他说我作品中的形象来自生活,注重神态。

        张:您一直重视国学与传统文化方面的修养。

        袁:中国画是要有书卷气的。1938年我23岁在昆明开个人画展,当时他们看到我这个岭南画派的东西很新。我就有心气,画展之后就有了个“青年画家”的头衔。

        张:那时候作品好卖吗?

        袁:好卖,但那时候画卖得很便宜,卖画的钱数讲大洋。我从那时起就以卖画为生。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国文、图画。后来我一直搞创作了。我做了几件雕塑,参加全国美展。1951年做雕塑《母女学文化》。我参加过土改工作,又作了雕塑《分到了羊》,这些作品都参加1954年的全国美展,获得好评。美协就把我的雕塑在四川和北京进行展览。

        张:您最初时是画国画,是什么原因诱发您从事雕塑创作的?

        袁:1942年我把我做的雕塑小稿给悲鸿先生看,先生说做雕塑对形体结构的了解有帮助,画画的人可以做雕塑,我为了把马画得更好,就开始做雕塑。我的第一件雕塑作品是马。当时我因为开了画展有了钱,就有经济基础来搞雕塑。《家乡的老马》与《母女学文化》被收入了《中国雕塑史》。

        张:您画的写意孔雀影响很大。古代作品中画孔雀的很少。任伯年画过孔雀。

        袁:任伯年在上海,那时的人很难看到孔雀,最多就是在有钱人家花园见得到。所以对于孔雀不可能完全掌握。

        张:您从何时开始画孔雀?

        袁:一直在画,在贵州时就开始画了。在贵州见不到真孔雀,到云南才见到。在贵州时照画册画。1953年随边疆工作队下乡,与傣族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清晨与傣族农民入山,见孔雀成群出没于竹林间,羽毛在晨光中闪耀,使我领略了大自然里的孔雀的清新野逸、幽雅出尘。这段生活对我触动很大,使我醉心于钻研孔雀这一题材的意境处理及表现形式。

        张:您在北京的时候,曾和谢稚柳、陈佩秋合作过画。

        袁:对。那时外交部组织很多画家作画,有于希宁,谢稚柳、陈佩秋夫妇,李可染,吴作人。我们合作了好多次。外交部把作品送到国外的中国驻外使馆。

        张:胡耀邦、江泽民都曾经把您画的仙鹤作为国礼送给日本首相和议长。

        袁:因为日本产仙鹤,他们熟悉仙鹤,我画的鹤突破了松鹤图的旧程式,反映的是自然环境中比如雪原、沼泽中的仙鹤,有我个人的风格。

        张:您对自己的画法是如何评价?

        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我有自己的风格,要表现生活。

        张:艺术需要有生活基础,但还要有一个提炼的过程。

        袁:就是要让画中的形象“活”起来,“活”才会生动。要想画“活”就要把表现对象的结构搞清楚。结构搞清楚后再把“神”的地方适当加以夸张。中国画讲究“以形写神”。我观察它的形,在“传神”的时候,同时把形适当地加以美化。突出美的地方,减弱不美的地方。这就是我的提炼。

        张:传神的部分夸张,在“似与不似之间”。西画注重形体与透视,中国画注重神韵。您为什么要强调结构?您觉得结构对中国画的创作重要吗?

        袁:结构造型是基础,就象盖房子,不能没地基。强调结构才能更好地表现“神”,还是刚才说的“以形写神”,中国画注重结构是一种革新。比如岭南画派。我做雕塑也有帮助解决结构的一面,但最后还是要把结构上升到“神”的位置去。达到“气韵生动”。什么叫“气韵”,“气”指的是“生气”,“气”代表“活”。“韵”是指“味道”,这个比较抽象。要把神态、味道表现出来。老马有老马的味道,它的神态会安详一点,毛长一点,骨骼突出,坚强一些。

        张:您认为笔墨对中国画的创作重要吗?

        袁:重要。不同的对象用不同的笔墨来表现。比如黄胄画的小毛驴,用他的笔墨来表现最合适。

        张:中国书画家需要几十年的锤炼才能形成自己最独特的笔墨语言。黄胄表现小毛驴的笔墨,画其他东西再用这种笔墨可能就不适合了。但改变笔墨习惯是很难的。表现其他的对象怎么办?已经形成的艺术语言改变起来很难。您画孔雀用一种笔墨,画其他物象也用这种方法吗?

        袁:还是要改变,要多研究、多画。我画孔雀用一种笔法、墨法,画其他的东西笔墨要有变化。比如孔雀,身上长满羽毛,它是找不到体积的。这时用笔就要松动。最大限度就在头、颈、躯干、翅上表现体积感。表现马,它的形体是有体积的,但马的鬃毛、尾毛用笔就应该松动。马的头、颈、胸、腹都是有体积的,特别是胸,有力量。马的脚、腿,里面有骨头、肌肉,感觉要特别结实。小鸭子的羽毛是松松的,不只要借助笔墨,还要借助宣纸的水法才能表现羽毛的效果。

        张:郭沫若先生当年就说,中国的书画是离不开宣纸的,否则中国书画独特韵味就难以表现出来了。您画的孔雀在设色上有厚重感。您用什么颜料?

        袁:过去我就用中国画颜料。小纸盒、小杯子的,调一调就行。现在质量差些了。如今用水粉色,也用锡管包装的国画色。

        张:您的书法有一种刚强之美。您平时常练字吗?经常临帖读帖吗?

        袁:我从小就练字。临帖也可以,读帖也可以。我看行草的帖多一些。

        张:您喜欢什么样的印章?

        袁:杂七杂八的。我没有什么规定。我还是看它的篆法、布局、刀法。

        张:除去岭南画派之外的,您还喜欢哪些画家的画?

        袁:任伯年。任伯年的作品雅俗共赏。

        张:雅俗共赏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您的笔墨、构图都是专业的语言,但您画中的形象,普通的观众也很喜欢,您怎样做到雅俗共赏?

        袁:这需要生活和学养。生活中老百姓喜欢的题材,要多看、多画、多选择。把自己的学识修养和生活中的东西加以结合,生活中的东西不加以提炼是不行的,那就是“俗”的。我之所以读文学,就是要提高自己的学养。搞书画的人要懂文学,要喜欢诗。

        张:有学养才能更好的提炼生活中的美。

        袁:我自己也写一些诗。启功的诗就是有感情。他的诗深邃又易懂。我写的也是这样。有些人写诗太注重格律。像老先生一样,弄得很别扭。

        张:诗的格律并不是第一重要,内容和思想才是最重要的。

        袁:我经常作诗。有时候像顺口溜,但是我的感情在里面。

        张:文革时您有时间搞创作吗?

        袁:文革10年,我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对我的国画风格进行探讨,我住独门独院,可以托病在家,我创作的孔雀、仙鹤、马、鸽子都是在那时形成了个人风格,我的雕塑《战地黄花分外香》表现的是毛泽东同志骑在马背上吟诗。我很喜欢毛主席的诗,气魄很大。我把他骑在马背上和着马的步伐吟诗的潇洒神态表现出来了。

        张:谈到这个主题,我就想到宋徽宗画院中的命题“踏花归去马蹄香”、“野渡无人舟自横”,还有当年老舍先生给齐白石的命题“蛙声十里出山泉”,有异曲同工之妙。您创作的《伯乐相马》,伯乐与千里马不是单纯的“人”与“动物”,他们之间用“心灵的语言”达到“沟通、理解”,这种“知音”已超越“人”与“物”的界限。

        袁:我对这个题材体会比较深。一个人的优点要在适当的地方发挥出来。有人说,徐悲鸿是画画人的伯乐。包括我,傅抱石、齐白石都曾经得到过他的帮助,我从一个中学的国文、美术老师,调到文联,做了云南省美协主席。参加西南美展,参加全国美展。

        张: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花鸟画的创作?

        袁:花鸟画是中国画的一个画种,应该很好地发展,最近这几年有点乱。当然,有些人想要探讨、创新,可能也免不了如此,可是太过分了。思想是源头,思想太乱了,所以方法也就有点过分了。

        张:现在的花鸟画制作的成份多,很多笔墨的东西都没有了。您认为花鸟画以后应该怎样发展?

        袁:无论怎样变,还是要靠笔墨功夫。笔墨表现得巧妙,就能营造出意境。我画小鸭子的蹼,笔那样一用,就很巧妙。比如我画仙鹤,在处理腿的时候,用笔两头重、中间轻。如果直直的一条,那就感觉不生动灵活了。就是要让它(腿)中间细一点,有粗细变化,这个就是笔墨的变化。这种微小的变化也要靠笔墨。从笔墨中可以看出有多少功力以及作画时这个人的心情。

        张:“技近乎道”,技法达到一定程度就上升到“道”的层次。心情好的时候笔墨就生动,心情不好的时候笔墨就呆滞,如同孙过庭在《书谱》中谈到的“五乖五合”。您对您的哪些国画作品比较满意?

        袁:我对常画的题材孔雀、仙鹤、小鸭子、鸽子、马、水牛都比较满意。每一种东西,我尽量抓住它的“要害”。比如:表现水牛就要把粗犷方硬的骨骼显露出来,不是柔弱的,这些地方需要用笔非常灵活,笔一旋转就表现出来了。如果你画水牛用笔圆润,那就不行。要表现骨、表现力。要笔墨之中透出力量。

        张:您现在还观察生活中的动物吗?

        袁:我一向重视写生。我为了画鸽子,就养鸽子,观察它的特征。不同的时候感受会不同。我养过孔雀,后来我画野生的孔雀。我在云南孔雀最多的地方写生。每当早晨太阳出来,在竹林中,一群一群的孔雀跑出来。自然状态中的孔雀比园林中的孔雀更矫健、更唯美,用写意的方法表现自然状态下的孔雀的想法那时就形成了,一直坚持到现在。

        张:您是著名的雕塑家、画家,您同时代的画家,在北京和上海可能享有更大的名誉、更高的地位。

        袁:名家各有所长,他们近水楼台,我羡慕但不嫉妒。自己的作品能够有知音欣赏,我就很高兴,而且备受鼓舞。

        张:就像您的《伯乐相马》。作为千里马,能够有伯乐,就像您说的能够得到知音的认可和欣赏,可能比名利更让您开心。

        袁:能突破自己,我就特别高兴。用自己的成绩鼓励自己往前走。

        张:作品创作出来,自己是第一位欣赏者。要先感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大浪淘沙,最后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袁:1958年,我到北京做十大建筑的雕塑。当时中央美院雕塑系非常欣赏我,要打电话把我从云南调去,我把电话压下去了。我觉得云南对于艺术的创作来说,题材太丰富了,有挖不尽的财富。到了北京就是两头“黑”,上班时天是黑的,下班后天又黑了。云南对创作来说,那是最好的地方之一。最近昆明市政府给我建了一个40亩地的艺术园。有3000平方米的美术馆,我的作品将来都放在里面,小的雕塑和画摆在一起,大的雕塑就放在雕塑园中。我以后可以不断地在里面展示我创作的国画和雕塑作品。我此生没有遗憾了。

        袁晓岑  孔雀乡小景  纸本设色  1999年
        款识:己卯,袁晓岑。
        钤印:袁晓岑(白) 

        袁晓岑 伯乐相马(雕塑)

        袁晓岑 母女学文化(雕塑)

         

        • 中国美术家网 版权所有 Copyright © meishujia.cn,All right
        • 服务QQ:529512899电子邮箱:fuwu@meishujia.cnbeijing@meishujia.cn
        Processed in 0.041(s)   9 queries
        update:
        memory 4.151(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