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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艺术与人生相伴——樊利杰访谈鲍贤伦

        作者:核实中..2009-11-27 14:59:48 来源:网络
        让艺术与人生相伴——樊利杰访谈鲍贤伦

        我总认为当代的隶书创作,面临新的机遇:一方面,隶书上承篆,下启草行楷,转换过程中留下太多痕迹和资源;另一方面,不断出土的新资料和宽博的艺术视野为当代隶书创作提供了营养,我们看到的隶书与古人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相对其他书体,当代隶书创作并不占据明显优势,这就更需要当代书家兼怀时代的重任。鲍贤伦先生在隶书上的探索,就具有特别的价值。——记者手记

        樊利杰:很高兴能与你聊聊艺术和人生。
          鲍贤伦:我也希望通过《书法报》与读者交流。在我看来,书法与人生是同一个问题,有着相同的思绪方式。今天这个选题很好。
          樊利杰:你生长在“文革”前后,那时对文化普遍不够重视,你怎么会想到学习书法呢?
          鲍贤伦:那个时代,在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所以稍有点想法的年轻人,或学艺术或学体育,这是可能有前途的两条路。我体育上优势不明显,所以选择了艺术。
          樊利杰:也就是说,当时是为了生活的出路?
          鲍贤伦:对。先学素描,后学水粉、油画,完全自学,两年后,我学不下去了。
          樊利杰:为什么?
          鲍贤伦:没有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同事介绍我认识了韩天衡,他让我跟他学篆刻,而我对篆刻没兴趣,就想学书法。他说跟他学书法不合适,就给我推荐了几位老师。
          樊利杰:都有哪几位?
          鲍贤伦:是当时上海比较有影响的胡问遂、任政、徐伯清三位老师。最终,我选择了徐老师。
          樊利杰:第一次去见老师,什么感受?
          鲍贤伦:师母把门开了条缝,见是陌生人,问:“找谁?”我说:“找徐老师。”“什么事,哪里来的?”我把韩先生的介绍信递上,她才让我进去。老先生很谨慎,说:“为人民服务的方式很多,不一定要学画学书法啊。”
          樊利杰:老先生的防备心理很强。
          鲍贤伦:那时“文革”刚过去,知识分子都很小心。他说,你要学也行,每天先写两千字,两周后拿来给我看。两周后,我按量完成了,他才开始教我。
          樊利杰:每天两千字的训练量能承受得了吗?
          鲍贤伦:这种大运动量的训练很残酷,类似我们今天说的“魔鬼训练”。没有完成作业是不要去找他的。作业怎么带去呢?书包是装不下的,就用大网袋。最难忘的是学小楷的时候,每天写五六个小时。
          樊利杰:看来,徐先生的教学方法很特别!
          鲍贤伦:是啊。首先,他让我从隶书学起。他说,隶书可以正手脚,先把手脚打开,才能有大气象;第二步,学草书,这个我又大吃一惊,我现在理解是,草书重气息和连贯,我今天强调隶书的书写性,就跟这些有关。接下来才写楷书。学习的时候,以摹为主以临为次,这个方法很管用。
          樊利杰:这种不同寻常的学书之路,对你现在的书法风格有没有影响?
          鲍贤伦:这个学书之路正好适合我,他使我做了很多基础性训练,在此基础上,我才有可能在隶书和秦简上有所发展。
          樊利杰:在你看来,这种训练方法有没有局限性?
          鲍贤伦:这种方法是有风险的,即容易使学生丧失主体性,缺少自己的判断、想法和追求。对我来说,好在是初学阶段。因为他的训练太严谨,对我后来强烈的风格追求起到了另一种作用。现在我对学生也有一个量的要求,但这个量要在合适的度上,不要把人吓跑了,把可能的培养对象给葬送了。
          樊利杰:跟随徐先生学书,对你的人生来说,有多大影响?
          鲍贤伦:徐先生把我引入了书法的大门,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历史就是这么偶然,在一个点上,我们才看出它对后来的重要性。如果我遇不上徐先生,我就不会这么长期地学习书法。
          樊利杰:当时有关书法的资料匮乏吗,你是怎么解决的?
          鲍贤伦:上海福州路上的古旧书店及上海书店都有老碑帖,放在柜台下面,只有常去的人才知道。徐先生也帮我们想了一些办法,他把汉碑和褚遂良的《倪宽赞》复印后让我们摹写。
          樊利杰:你家里支持不支持?
          鲍贤伦:非常支持,我父亲原是个工程师,喜欢书法,“文革”时,工程师没事干,他就买来字帖写字消遣,是他培养了我的兴趣。
          樊利杰:小时候有没有大字课呢?
          鲍贤伦:小学四年级以前有的,接下来“文革”开始了。在家时我也写过,但在正式训练之前,那些经历都不值得一提,那和书法是两码事。

         樊利杰:1975年您参加了“上海市中青年书法作品展”。能否描述一下当时的状态?
          鲍贤伦:我买了四张宣纸,写坏了,心疼得不得了,又买了两张,也没写好,但没钱了,就硬着头皮送去了。我对宣纸有刻骨铭心的感受,甚至经常梦到,所以,今天条件好些,我备了半房子的宣纸……
          樊利杰:这是你参加的第一个展览吧,感受如何?
          鲍贤伦:先是兴奋无比,然后是惭愧。在上海青年宫展览时,我的字挂在张森旁边,张森是东方红书画社的成员,在当地已经有一定影响。两幅作品挂在一起,我才知道了什么叫无知者无畏。直到现在,我都不愿把自己的作品轻率地拿出去,和这次的感受有关。但也因这次展览,徐先生看出我的隶书可以重点发展。
          樊利杰:在徐先生的带领下,你领略到了书法的风景,而对你的艺术人生来讲,这才是刚刚开始。
          鲍贤伦:是啊,我跟徐先生写字的时候,在上海重型机器厂工作,1975年年底我离开上海到了贵州。1977年恢复高考,我对徐老师说,我想考大学,他就同意我暂时不练字。如果徐老师不这样说,我还会给他寄作业。我复习了几个月后参加高考,1978年考入贵州大学,在这里,最难忘的是我们的写作课老师姜澄清先生。那时,他是没有名份的班主任。
          樊利杰:没有名份的班主任?
          鲍贤伦:那时候学校制度还不健全,没有设置班主任这个职务。但他对我们班特别关心。我是学生会主席,经常策划一些活动,其中包括书法,姜老师就注意到了我,于是我成了他家的常客。
          樊利杰:当时姜先生是什么状态?
          鲍贤伦:姜老师主要做理论研究。记得当时我手头有一本刘纲纪的《书法美学概论》,姜老师看后就写了篇批评文章。后来书法美学在全国的讨论愈演愈烈,姜老师的那篇文章就是最早的启动型的争鸣文章之一。从此以后,奠定了姜老师书法学术研究的主方向。
          樊利杰:姜先生对你的影响有哪些?
          鲍贤伦:姜老师不大研究形而下的东西,喜欢做一些文化思考。在他看来书法不仅是写字,而是学术研究。他使我创作时学会动脑。受姜老师的影响,这之后我写了一些书法论文。
          樊利杰:相信你今天依然对“首届大学生书法比赛”印象深刻,因为你荣获了一等奖。那批获奖作者基本都被书坛记住了。对你来说,这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展览?
          鲍贤伦: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机会,北大获奖的有白谦慎、曹宝麟、华人德,当时贵州大学的成果也是惊人的,两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证书到学校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后来学校转寄给了我。
        樊利杰:这样的荣誉给你带来了什么?那时你还只是刚刚大学毕业啊。
          鲍贤伦:当时文化生活贫乏,有一个文化事件就会产生很广泛的社会影响。接下来,不用努力就得到种种荣誉,如“首届中日书法邀请展”、“首届全国中青年书法邀请展”等都邀请了我。我们当时的处境和今天的年轻人比起来非常幸运,一次成功,几乎就改变了命运。
        樊利杰:毕业后分配到哪里了?
          鲍贤伦:毕业后我在贵州电影学校工作了一年,然后调到绍兴师专,因为我成家了。我的爱人是我同学,她分配到了绍兴,我成家后就调了过去。
          樊利杰:教书法吗?
          鲍贤伦:一开始教古代汉语。大概三年后,我开始牵头组建书法教研室。我们有三位专职教师,二位兼职教师,做个比较的话,当时书法教师的人数与中国美院是一样的。
          樊利杰:当时的师资是怎么安排的?
          鲍贤伦:我还依然教两门课,书法成为我教学和实践的工作之一。赵雁君和沈伟都是先上学后留校,就这样,五个人的书法教师队伍成立了。
          樊利杰:教授古代汉语,对你的书法创作有没有帮助?
          鲍贤伦:很间接。可能让我对古代的文献典籍留心一些,对古文的阅读能力提高一些,对古代文化的向往强烈一些,仅此而已。
          樊利杰:你写秦隶是在什么时间?
          鲍贤伦:大概是在1996年晚些时候,之前也写隶,与现在很不一样。
          樊利杰:当时你已经在书法界有了知名度,大家也认可了你的艺术成就,为什么会抛开既成的风格呢?
          鲍贤伦:我写隶书与大家一样,先写汉碑,后来受来楚生、钱君匋的影响写汉简。然而写了一段,我发现大家不是从汉简中汲取营养,而是当代人之间在相互影响。不够深入,这也是当时学习书法的通病。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古代资源中直接挖掘?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解读能力,或者说我们的这种能力很弱,这是个大问题。我下决心,对竹木简牍逐一阅读。最终,我的取法从汉到秦,这样的好处是,基本没人写过。
          樊利杰:既然没人写过,就没人可借鉴,这是有风险的!
          鲍贤伦:当然。前辈有人写过,如商承祚,他是文字学家,很严谨,这就限制了他们的艺术发挥。我这样写的好处是,没有人会影响我。至于风险,我当时也听到不少,但我想我有基本功在,大不了再回来。
          樊利杰:1991年你担任绍兴市文化局局长,是不是你从政的第一步?
          鲍贤伦:这完全是一个意外,直到现在我也这么认为,最适合我的角色是教师,我应该是合格甚至优秀的教师。我现在还在浙江大学做兼职教授,每年都要到讲台上过把瘾。
          樊利杰:意外是怎么发生的?
          鲍贤伦:1990年,组织找我谈话,说你已经是中文系主任了,几年的实践说明,你有组织能力,可以从事行政工作。我诚恳地说,我不愿去,去也未必干得好,态度很鲜明,这事就算了。1991年,绍兴市委一纸调令,让我去行政部门报到,命令式的。就这样我的人生来了一个大转弯。
          樊利杰:不久前,我见到了陈振濂先生,他认为从政对自己的艺术很有帮助,你是怎么认识的?
          鲍贤伦:我与他的想法不太一样,这与经历有关。他首先是成果斐然的艺术家,然后走上仕途,可谓相得益彰。我这个岗位,与振濂兄的人大副主任不一样,他可以比较超脱,我则必须认认真真地从头学起。这与徐先生训练我差不多,只不过这次是组织训练我。那么大的单位,几百号人,那么多的事,我要对其负责。
          樊利杰:这对你书法有没有影响?
          鲍贤伦:当然有了,先说负面的:从1991年到1996年,我几乎放弃了书法创作与研究,全力投入到工作中,这使得我的文化局长当得逐步称职起来,后来调到了省文物局。正面影响是,我原来的那种人生走样了,我迫切地需要一种艺术来完善我、帮助我,所以我说过一句话,书法对我来说是自我救助,因为行政工作非常理性化和纪律化,不允许你张扬个性,更不允许你情绪化。一个人这些方面占据太大了,和真实的自我对接不起来,迫切地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补偿,从这个角度来说,书法非常积极、正面地成全了我。
          樊利杰:在许多人眼中,公务员应该有很多应酬。
          鲍贤伦:我尽量不参加应酬,开始人们不理解,后来习惯了,现在也不会再叫我出来应酬了。
          樊利杰:现在看来,你的探索得到了普遍认可,在大家心目中,你就是专业书法家,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鲍贤伦: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上班时间,是全力保证工作的,我相信工作完全可以在工作时间内做好。很多人喜欢在办公室里放置书案,我办公室里没有,也没有毛笔,更不在办公室里写一个毛笔字,我把这两个空间分得非常干脆。但是工作以外,我会认真地读书写字。
          樊利杰:平均每天用到书法上的时间有多少?
          鲍贤伦:我的大体安排是晚上临帖,再写一些应急作文和必须完成的作品。双休日创作作品,特别好的留下来,时间长了就积累了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书法的情感越来越深,它的意义、作用和分量在我心中不断加大。临帖非常重要,我们当年一起写字的人,现在还在坚持的不是太多,坚持下来的,有些人的成绩也不是太令人鼓舞,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临帖。
          樊利杰:展览应该是最有时代特征的书法活动了,你也是展览的受益者,但是,正因为展览对书法爱好者有如此大的作用,不少人批评展览带有越来越重的功利色彩,你的观点是什么?

         鲍贤伦:展览对实践者的促进、对书法家的成长、对知名度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整个社会的功利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参加者的心理,继而对学习书法的人产生负面影响。其实,展览还是需要的,然而展览的疏密度可否再斟酌?使作者能腾出一定时间,不很频繁地受到这方面的干扰。比如,三年一次,学书者至少可以在这个阶段内制定学书计划,心态平静地学习,这样机会来了就能抓住。如果展览太多,几次上不了,他的心理就会有阴影,写的时候顾虑重重:今年的重点在哪里?这样写好不好?老有人跟我说,现在哪个彩纸比较好,哪种形式最时髦,真是天晓得怎么了。把注意力放在书法之外,对个人进步和心理成长的正负作用,是一目了然的。
          樊利杰:你从一名普通工人到大学生再到教师、文化部门领导,你的经历告诉我们,有个好老师很重要,同时,还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坚持。能否对初涉艺术的年轻人谈谈你对生活的经验和体会?
          鲍贤伦:为什么要拜师?因为我们看不到正确的写法,老师一示范,一下就明白了。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有太多的资源可以享用,要什么书有什么书,想看谁写字,买个光盘就解决问题。另外,他们基础教育好,即使不想读书,不自觉也读了很多书,知识面比我们当年要广。但是,也正是因为资源太丰富,导致学书的年轻人想法太多。我害怕太喜欢动脑的学生,问你这个问题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我说这些问题只会干扰你,初学书法越单纯越好。你可以有一个朦胧的追求,没必要把这个追求设想得一清二楚。只要把当下的事认真做好,自然会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做,这就叫做学习的阶段性。
          樊利杰:但是现在教育却很重视学生的独立思考,教师也乐于接受古今中外的艺术理论,并引入到教学中。
          鲍贤伦:那满足的是教师自身的需求,他不这么讲就不满足、不舒服,他要把他的研究成果和想法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对受教育的人来说并不一定具有价值,对创作未必有很大作用。当然如果是很专门的高级院校,高学位高层次的研究型的例外。经常有人把投国展的作品拿来让我看,如果我觉得可以改善,就提点建议。所谓改善,就是对这个人来说,还有潜力做得更好一点,没有这个潜力,就不需多说,如果说,就是你自我满足,你觉得你是老师,不说没有水平。
          樊利杰:最后,能否与读者分享你对艺术和人生的感悟?
          鲍贤伦:放松心态!想远了反倒有压力。比如我的人生,要我转弯,我就转弯,要我上台阶,我就上台阶,我不要设想台阶的问题、弯子的问题,都是多余的。经常有人说,我的作品很有特色,我说特色很简单,就是不得不如此而已。书法是这样,人生也是这样。大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这样。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除了这样做以外,没有其他路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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