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锋：回答关于“秦桧像”的十个问题

　1、作品为什么选择了“秦桧”？

　　有人说今天太多的人需要人权，为什么偏偏让人权选择了“秦桧”？我选择秦桧不是主要探讨人权问题的，这是媒体给大家在设套。我觉得秦桧只是个问题符号，这个符号在我做这件作品之前，网上已经有过热烈的讨论。媒体用“为秦桧平反”以及“人权问题”简单抛
掷我的作品，引起外界的民族情绪，这不是我的本意。对秦桧本身，我觉得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式，而解读的实际素材也是来自于网站上大众声音。六月江西岳飞母亲墓前重塑秦桧等五人的跪像，其实引起的反响已经在那里了，我又读到岳飞后裔要请秦桧后裔一起吃饭的报道，以便“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些都是提供我思考这件作品的前提。我没有太多从人权的角度上考虑秦桧的站立，但从基本的人性层面，我觉得可以从秦桧站立引出其他的想象。如果我从人权解放的思路来考虑，我直接去做他松绑的站像不是更加彻底吗？但这不是我要考虑的思路，我也没有这样做的权力。从人性来说，人一辈子做坏事，这是不人性的，就像人一辈子做好事，一件坏事都不做，同样不人性一样。我觉得我们接受一个固定化的人物是非常课本化的，这与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这就是所谓好坏的标准。社会的发展是多元的，这导致我们对某个问题的认识与判断或许不是一个答案。秦桧站立并不是站立本身，我希望作品引起的是站立之外的一些思考，而这些思考是很当下的，它或许直接与我们自身的眼下现实有关。另外选择秦桧与我对艺术内部问题的思考有关，是对艺术内部问题的思考遭遇到了秦桧这样的主题。当代艺术的形式都是舶来品，我们接受的体系也都是西方的，所以阐释一个作品不能不从西方的语言体系中切入。在这个体系中思考问题与选择作品对象，是很单一与狭隘的。当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中国的时代在迅疾转型，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系统的建设在这个转型中是很好的契机。中国的特点在于转型中自身的问题，当代艺术的思考途径应该与这些问题产生必要的联系，如何在原有的体系中建立思考框架，这很是重要。我觉得选择在今天直接进入了艺术，选择本身在僭越原有的系统。就是说，有一些选择，如果在原有系统中无论如何是涉及不到的，而这些选择或许是很中国，很本土的。它不是简单地借用传统中国的文化符号，它能进入当代的交流与对话情景。选择秦桧，这暗合着我的思考背景。

　　2、你知道这个作品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吗？

　　这个作品一旦出来，我知道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因为他触动的是大众脆弱的情感神经，这也在我作品的设计之中。但反响到要抗议的程度(网上发布的信息)，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知道这个作品与社会的某种思维惯性联结在一起，这个陌生感，一会引起思考，二会引起情绪。但现在的情形是，思考少，情绪多。但我非常尊重社会上的各种声音，这些其实都是我作品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3、你是怎样思考这个作品的？

　　我在思考一系列以社会元素为对象的作品。秦桧是其中是一件。

　　我知道秦桧这件作品暗藏着麻烦，因为这个选择本身就不常规，它不在原有的思考体系之中。我觉得今天的当代艺术需要规避那套外来的思维体系，因为那个体系中的观念已经与中国的现状相脱节，我们的作品大都在为西方人做，它对于中国的现实很不真实。自然，我在这个体系中也做了十几年的作品，我深知在这个系统中我的思考无法突破。所以当我的艺术判断转向社会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呼吸是不一样的。每天网上的信息都在给我激情，如安乐死、植物人、通缉犯、地下斗狗等，这样的题材，我以前很少顾及。我觉得这都是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中十分鲜活的课题。与秦桧的相遇，也是在网上的收获，它很自然地进入了我的思考框架。不是我先想了个秦桧，再为秦桧去做个诠释。我只是觉得今年做秦桧这个作品，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它给人们的或许不是秦桧本身这个符号，它能一并带出我们自身在思维上的某种惰性或是惯性。实际上这是对人们思维习性的一种质疑方式。我们只是情绪地看到了站立的视觉变化，没有看到这种站立与我们自身的关系。这是我们思维习性上的软肋。我只是想借助人性的问题，牵引出其他。但实际的情况与我的想象存在了极大的偏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在媒体，媒体把我的话掐头去尾，人为地把大众的情绪往另外的方向上引。这就是我后来不想再对媒体发言的原因。但我觉得我这个作品在思考系统上是相对完善的。即便秦世礼老人的出场，我也是认真思考过的。本来我也想同时把岳飞的后裔一同请来，因为我知道一个叫岳顺元的，家住南京市游府西街。但我转而一想，如果把他叫过来，这会影响我作品的纯粹性。所以，我直接去找秦世礼谈。秦老人虽然对历史问题表示底调，但对我的做法还是想给予配合。我的这个选择使我隐隐觉得岳的后裔可能在态度上将会是强烈的。我当时只是感觉到了其中的分量。作为作品，我觉得还是要直接、干净为好。

　　4、面对外界的辱骂，你作何感想？

　　我应该平静面对外界的反响，这是在我作品的预设之中的。这是一个有组织的展览，是一个国际展，作品不是一个情绪的简单流露。我既然有了自己的思考框架，我就必须为自己的思考而坦然。之前我就觉得作品有可能会撤掉，但时间要在一个星期之后。事实证明这个时间是大大地提前了。作品真正在展厅的时间其实只有一天半。媒体报道是《金锋不堪众骂，悄然撤出作品》，这篇文章完全是媒体在模仿我的口吻写的。当然，这篇文章给网民是可以平息一下火气的。自作品在展厅中展出之后，我没有正面面对过媒体。所以在网站与纸媒上看不到我任何的声音。辱骂虽然很过分，但我认为这是真实的，是中国现状民众情绪承受力的表症。这些都将成为我作品中的组成部分。我不但要承受辱骂，还要珍惜这样的辱骂。这是我的一个态度。

　　5、艺术离开了艺术的本体，只关心外部或是社会，这还叫艺术吗？

　　这个问题的提法绝对化了。我们只能相对地看待作品与社会的关系。这个作品只是较大程度地进入了社会，但这个进入还是围绕建立新的艺术创作体系为前提的。没有对艺术当下现状的思考，对社会的进入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当代艺术体系的转型是很眼前的事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是我一个人，我想对当代艺术思考的艺术家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不存在只关心艺术本体的艺术，也不存在只关心艺术外部或社会的还叫做艺术的艺术。我觉得重要的是针对什么问题去思考与建构，而事情往往是从艺术的内部出发，逐渐延伸到艺术的外部。观念的转换在其中是起很大作用的。如果我们把当代艺术本土化的推进当成是一个建设性的话题，对社会的关注与切入就尤其重要。这个切入，我觉得其中的创意空间是巨大的。艺术的视野与功能，只是围绕着用怎样的创意方式来进行介入。“离开艺术的本体”，只是指离开习惯而常规的艺术思维方式，它是建构性的，超越性的，当然它还是艺术的。

　　6、你觉得你对社会的剧烈反响，要承担你该承担的责任吗？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某种带有理想色彩的社会责任感一直是在着的，只是这样的责任比较地书生气。现在就事论事，就这个作品的社会反响，在你的提问中，好象与我理解的责任不大一样，好像这样的责任与刑事或法律有关，如果硬要这样联系，那么我们从司法的程序中来分析这究竟将会是一种怎样的责任。或者，你的提问，也在暗示着我是否需要向大众公开道歉的意思，如果这是一种责任，我们要看这是在怎样的程序中来清晰它，来规范它。总之，是我的责任，我不会逃避，而且这也将成为我作品中的组成部分。

　　7、你觉得作为艺术家，就有权利去做你所想做的一切事情吗，甚至于可以无视别人的反响？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理性思考之后所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情绪。当然，在如此情绪的网民的声讨声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很自然。今天的艺术家不应该是“单面人”，从知识分子的立场，从思考的角度，艺术家在今天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特别是当代艺术，中国本土化的当代艺术，更应该与时代的发展与转型互为衔接，自然，这样的衔接不是习惯思维上的。中国其实在许多地方都已经十分重视创意的价值，所谓创意，大都是超越性的，给人是陌生的，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冲击。在文化领域，这个观念的冲击更带有研究的性质。在理论上，我觉得艺术家应该去想他该想的一切，但从想到做的过程，是思考的过程，也是方法论形成的过程。往往观念的冲击，它直接的对象，是大众的思维惯性，是大众所固有的脆弱神经。这样想，并不是无视大众，而是很大程度上顾及到了大众。至少，这个作品面向社会的时候，这些问题我都是思考过的。辱骂我一个人，成全了一大批人的思考，这个“生意”是暴利的。这里我不想多说什么了。历史会有公允的答案。

　　8、你所理解的当代艺术又是什么呢？

　　在我的记忆中，中国对当代艺术的提法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事情。这之前，国内并没有当代艺术这个词。这个词的使用充分反映了今天所谓“国际化”的背景。但比较当代艺术与前卫、先锋以及现代这样的用词，当代艺术的包容性更大，虽然这一切的提法都是舶来的。

　　今天，我们不但使用着当代艺术这个外来用词，我们的创作系统及思维方式也都是外来的。中国的当代艺术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只是表面上的，是表面上对中国元素的借用。我这是从现状情形来说的。我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要开始一个新的转型，这个转型将关注的是：当代艺术中的中国特质与中国方式。我不是说以前不在进行这样的工作，只是以前的工作缺少今天这样的语言环境。我理解中的当代艺术是与问题发生关联的，是问题在先，既而对问题的思考形成艺术的解决方式。虽然，这个观点并没有普遍性，但它却切合我的思维框架。如何把艺术从圈内走到圈外，这个问题靠媒体永远是解决不了的，然而它的确又很本土。所以，今天的环境可以让我们重新关心中国当代艺术自己的思考体系，这也符合中国社会整体转型这个大趋势。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我很多文章中都已经涉及到了。

　　9、就你的思考来说，你觉得你这件作品有怎样的当代意义？

　　就我个人的思考来说，更多关心的是两个方面。

　　[1]如何让作品从展厅这个现场走出去。过去邱志杰说过：“重要的是现场。”我觉得他的这个提法对当时作品与现场的关系提携到了一个思考的高度。现在艺术家已经很是娴熟地处理作品与现场的关系了。这在今天已经不是个问题了。我关心的是：“重要的是借助现场。”重要的是如何使得作品从展览这个现场走向社会现场。我觉得我们原来的选择系统不可能达就这个目的。因为我们原由的系统基本不与社会语境发生关系。只有社会语境与社会问题是可以把作品从展厅内部引向社会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秦桧这件作品是一个尝试。

　　[2]当代艺术的本土化。我觉得我们讨论当代艺术的现状很圈内，我们认为一些很当代的作品外界基本不知道，而我们却乐此不疲，热闹有加。我觉得社会的声音是一竿标尺，哪怕是辱骂之声，也是极其珍贵的。只要语境是社会的，问题是社会的，大众的声音自然就会出来。我们只是用艺术的方式把问题反馈给社会，这样的讨论我觉得比起无聊的研讨会来要真切得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秦桧这件作品也是一个尝试。

　　10、你接下来会有些怎样的行动？

　　[1]继续思考我的创作框架；

　　[2]完善与追究我手头的几个方案；

　　[3]行走与考察；

　　[4]有选择地交流；

　　[5]读书与写作。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