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制造北京奥运会视觉特效（作者：李宗陶）

当代艺术的特点是跟这个时代的互动多，好对时代脉搏、社会环境作出敏感反应，形式和方法都很丰富
　　老北京的四合院讲究“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猫胖丫头”，蔡国强的院子里种着石榴、丁香、海棠，一辆老旧的木制小推车停在一角，一樽约1米高的青花瓷鱼缸坐在院中央。回廊的窗棂上雕着花，每一块青砖都似洗过，发白。厢房的彩砖是原主人留下的，100多年了。

　　早锻炼刚结束的蔡国强出汗了。8个月来，他每天中午出门，进“鸟巢”或奥运开闭幕式运营中心，下半夜回家。其余时间以半小时为单位切割给不同的事务。

　　两件大事：一.为第29届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开闭幕式设计视觉特效，这一次，他又要用上他浸淫了25年的拿手好戏——爆炸绘画，只不过这一次的画布是“鸟巢”上方的天空；二.筹备8月20日将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大型个人巡回展“我想要相信”——上一站是今年2月，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展出97天，观众几十万人次；下一站是2009年春，西班牙比尔堡古根海姆博物馆。

　　蔡国强火药画的过程通常是这样：将特别订制的日本麻纸铺在地上(麻纸的纤维结构能保留并吸收爆炸的能量，同时呈现纸面焦化的效果)，撒放不同能量的火药粉尘，或用纸板在麻纸上布置轮廓造型。有时，他会用鹅卵石加重压力以强化爆炸效果。然后，他用一支香点燃导火索，火药按照设计路线奔跑，几秒后就闻到刺鼻烟味。助手们迅速用布团压灭余烬，将整幅画从地上揭起，垂直悬挂起来。

　　自1995年蔡国强移居纽约起，他对材料的驾驭日趋精进，这种爆炸形成的图像也越来越复杂、丰富和抽象。评论家们有不少隆重、深刻的阅读，但他似乎更爱用那个比喻：做爱——要有意外，有喘息，有互动，整个过程是冒险。

　　当代艺术圈里有个绕口令一样的段子，列举了“四长”、“四短”、“四黄”、“四红”，蔡国强占了两项，一是“ 简历长”(作品多，展览多，收藏记录多)，二是“本人红”。他目前位居中国当代艺术拍卖价的第一名(《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已在美国举办了规模最大的中国艺术家个展，但妻子吴红红所说的“东京8年抗战”，那些“卖出去一张画交完水电费房租马上就没了”的日子，他还记得。

　　在日本，他好像回到了中国的古代。经历了“文革”，再感受日本那浸染古风的儒、释、道的氛围与神韵，真正久违了。

　　“年轻时老子的书看得比较多。在日本接触了西方现代物理学之后，与以前对老子的兴趣找到了呼应，便做了很多外星人计划，与地球大爆炸、黑洞、时空倒流、超光速等等有关。”

　　“他做的东西看起来很‘杂’，但都根植于东方传统文化之上。他对事物的感受能力很强，就像一块干净的海绵，能够一下子把周围环境所赋予的讯息全部吸进去，然后在创作时全部释放出来，之后他又会成为一块干净的海绵，去吸收新的东西。”这是同为画家的妻子对他的评价。

　　几千人在为我们的创意工作

　 记者：怎么会想到介入奥运开闭幕式这件事？

　　蔡国强：大型仪式要变成艺术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在古代，艺术和仪式是一体的，巫师也是当时的艺术家，他的活动里有舞蹈、绘画等等。但慢慢地，仪式和艺术越来越远，艺术家不再为仪式创作作品。到现代，带有庆典性的活动，很少有艺术家能够创作出让人感觉非常好的作品。

　　开闭幕式需要什么样的作品？要有人文理念，还要有独创性的表现形式，但在这样一个全球消费时代，各种艺术在大型活动中很容易被消化掉，再加上政治因素，很不容易做。对于我来说，不容易做的事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包括之前做上海A PEC庆典，哪怕仅仅是服务一下，艺术家也应该做一点服务嘛。

　　大家都是自己组队来报名的。竞标总导演的李安、陈凯歌、张艺谋、张继刚都有自己的团队，我们是属于艺术家创意团队，等于是一群干活的人，帮助总导演把奥运会开闭幕式做得更有艺术性、国际性和现代感。

　　长年在海外的人，也许比国内的人更加“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在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大事上、在对尊崇中国文化的态度上是没有摇摆的。

　 记者：你对APEC那次的效果怎么评价？

　　蔡国强：做这样的大型活动都会经历一条波动曲线。从朝气蓬勃、充满野心和创意到下滑、失望，最后转到自我安慰、自我适应的状态。

　　开闭幕式之类的活动非常大，大到超出你的想象。有些东西，你会感觉它不过就是密密麻麻密密麻麻的数量，当它们集聚起来，数量发生质变，就不受你控制了，它自己的生命溢出来了。

　　当时有一个亮点是要做一个梯子到天上去，500多米，比东方明珠还高，用飞艇将梯子从江面上拉起来，从黄浦江两岸迅跑过来的火聚合成梯子的两边，中间是横木，“特特特特特”上去……当时因为“9·11”事件的影响，会议中心上空禁止出现飞行物，担心飞艇会被导弹打下来，所以就不可能做了。但最后读秒“5-4-3-2-1”，满天是大红的牡丹花，600个、700个、1000个，满天的蓝色星星，从天空这边看到那边足有几公里；黄浦江上几十栋大楼都在“爆破 ”(发射烟花)，整个城市像燃烧起来一样，我有一种“要出事了要出事了”的担心，其实是在控制内的。我经常会被创意中没有预料到的一些东西震撼住。

　　记者：你的爆破作品有点像爵士乐，有一种即兴的成分在里面。

　　蔡国强：对，有点像，所以我喜欢爆炸多过焰火。空气、风，现场自然条件的不同，决定了每一次都不同。我常用做爱来比喻这个过程，当爆炸的规模是可控的时候，就是自己和对象做爱的过程。而当事情闹大了以后就很不一样了，就变成一个事件，像在上海做的APEC，动用了几千个警察、几千个消防。

　 记者：事情闹大了，对你会不会形成压力？

　　蔡国强：奥运会开闭幕式这么大规模的事件，几千人在为我们的创意付出，从技术研发，到材料选择，到产品的生产和质量把关，一关一关都有人在监督在帮忙，大家都没有休息日，无形中就有了压力和责任，担心就大起来了。

针对焰火的生命力，

　　而不是不停地喷花

　　记者：你每天进出这个巷子，每天看到北大红楼，你是怎样体会北京的？

　　蔡国强：就是看到真实的、日常的北京。我很喜欢北京，虽然北京人挺闹的，但这个城市有一点点沉默，包含在她的历史里，包含在城市的性格和精神里，也刻在她脸上，这让我有一点点感动。

　　这个城市的新建筑，像“鸟巢”、水立方、央视大楼、机场航站楼，体现出某种意义上的野心，但又控制不好，一方面是她的古典稳重，另一方面心里又在扑扑乱跳，这感觉很有意思，这东西就有它的魅力。北京本来是中规中矩、按部就班，现在一边冒险一边学着控制，但任何事情只要做起来了，就是发生，就是存在，就是历史，这一点北京比上海更大气。

　　记者：开闭幕式上有这么多人，使用焰火会不会有危险？

　　蔡国强：所以我们在场地内外都做了很多模拟实验，包括焰火产生的高温对“鸟巢”顶部的膜的破坏性实验。基本上都不错，相对安心，不过还要看最终效果。

　　记者：你曾提到可以做一些比较精细的造型，是指什么？

　　蔡国强：我其实并不是那么喜欢焰火，我更喜欢爆炸，喜欢它的速度、能量和不可控。所以我做的设计是针对焰火本身的生命力，而不是它的花样，不是不停地喷花喷花喷花。上海每年都有烟花节，你再看全世界的烟花，都是一些传统的花样，10分钟之内就无花可放了。

　　焰火比较难出造型，和爆炸点的大小、发射的时间、到达空中的高度、位点以及停留的时间有关。要想让08奥运的焰火传达一些理念，需要一些高科技，第一是爆炸点要小，爆炸点大的话就不好控制形状；然后要把不同的爆炸点镶嵌到空中不同的高度；还有速度，“哒哒哒哒哒”接连地向上喷出，最后同时呈现。要控制好每一个爆炸点的瞬间，不同的爆炸点可能相隔几秒钟升空，但它们携带的芯片会控制它们在同一时间爆炸，就像在华盛顿看到的那样，每个爆炸点处于不同的高度，最后形成一个龙卷风的造型。听起来简单，其实很复杂，这次造型会更多。

　　记者：对奥运这样一个特别的主题，会不会更多地运用你的标签——中国元素？

　　蔡国强：不一定。其实我的标牌“中国元素”是在中国被夸大了，在西方并没有。你看在华盛顿的那个爆炸——龙卷风，跟中国没有多少关系。你非要说我在用中国元素，也不完全是错的。包括今年我在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回顾展，汽车爆炸、箭射在老虎身上、狼在撞墙……这些都要说成是中国元素吗？那汽车也是中国元素了。

　　记者：日本留学那段经历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

　　蔡国强：可能是在材料和形式上追求极致。他们对待材料本身特点、价值的态度很特别。他们看花、抚摸花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有人用书法写“花”这个字，可以写一辈子，这种态度不仅仅是坚持、精致，还有一定的禅宗精神在里面，可以获得无限的安慰和支撑。

　　到上海读书那4年对我影响也很大。上海也比较个人主义，跟国家政治和以改变国家命运为目的的艺术文化工程保持一定距离，艺术比较多样化，注重形式，像当年的“海派”艺术。后来从日本到美国，比较一贯性的东西就是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意识形态比较偏离。

　　把火药变成颜料

　　记者：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火药而不是其他？

　　蔡国强：跟家乡有关，那时候很多邻居的孩子下课以后在家里做鞭炮补贴家用，做鞭炮的火药随手可得。火药之前我用过许多手段，比如用自然界风的力量或鼓风机吹油画颜料，想让画“动”起来，或者把画布拿到礁石上、榕树的树根上去拓片，有一阵子也用火烧一烧，看油画烧过之后能不能起泡之类，总想做出一些偶然的效果，而不是用理智一笔一笔去画的，所谓向自然界借力量的理念。但慢慢觉得这样做还是太小气，就想到了干脆用火药。开始是用小孩的玩具烟花喷些火药到画布上，但画布被打出一个个洞，无法做出我心里的效果来。后来就在画布上用鞭炮火药撒出形状然后点燃，这样能出形状，就像画画一样。这样，火药就完全变成颜料了。

　 记者：画布不再破掉？

　　蔡国强：有时候还是会破掉。火药的速度，它产生的压力，两者要控制好。但是如果全在控制当中，规规矩矩的，还是不过瘾。要稍微有一点来不及躲开、点燃之后赶快去灭火的感觉。

　　这跟我的天性刚好相反。我一直比较胆小、中规中矩，画画人家用笔很大气，我却甩不开，身体也比较瘦，做事情放不开，而且特别地怀旧、喜欢寂寞。我常跟国外那些收藏我作品的美术馆馆长和策展人说，以后年纪大了我要回故乡画风景画，画春夏秋冬，那些仍然会让我感动。

　　所以火药爆炸的那种破坏性实际上是冲着我自己来的，用这种不大好控制的、极具偶然性的方式来改变自己过于理性的创作和想法。我对火药这种材料一直怀有不安和不甘心，它对我一直是一种极具魅力的怨艾。

　　记者：借助外力把自己打开。

　　蔡国强：还有对材料本身的自然属性，对其中蕴藏的神秘感的迷恋。火药这东西很有意思，爆炸之前是尘土，爆炸之后就变成烟痕、残灰，很安静很安静。我从火药里体会到了哲学。

　　我喜欢稍微有一点点捣蛋

　　记者：在你被收藏的作品当中，有没有自己特别偏爱的？

　　蔡国强：每年都有不少作品，但每年特别记得住的只有一两件，偏爱哪些，很难说。比如1995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我雇了一艘帆船，从运河开进威尼斯，带去100公斤人参，给双年展“补一补”，给威尼斯带去“被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那一次很美好。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我做了“收租院”，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缅怀一下消失的乌托邦… …我喜欢稍微有一点点捣蛋。

　　记者：你说过“我不是赵无极，也不是贝聿铭，我就是当代好玩的人当中的一个捣蛋者”。

　　蔡国强：是当代艺术家中的一个。当代艺术的特点是跟这个时代的互动多，好对时代脉搏、社会环境作出敏感反应，形式和方法都很丰富，在媒体上也很受欢迎，因为有话题性。贝聿铭和赵无极做的东西没有人批评的，我的作品有人批评说“ 打中国牌”、“讨好西方”，这说明他们完全把我当自家人。

　　记者：你的作品中有一种态度：轻松，不一本正经，这是怎么来的？

　　蔡国强：我的个性比较叛逆，不愿意把东西做死了做僵了，喜欢自由自在的状态。当然也可以从哲学上说，不一定以不变应万变，也可从万变中寻求不变。所以人家找我做作品，都不知道我将会做出什么来，一会儿来个船，一会儿来个飞机… …现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正在展出我做的一个飞机，曾在圣保罗双年展展出过的，他们买下来(收藏)，展览一年半。现在进机场身上的小刀、指甲刀不是要被没收么？我就把圣保罗机场没收的两万多只指甲刀、小刀都插在一个飞机上，叫做“一路平安”，那个飞机全身像刺猬一样，光芒万丈。

　　这次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回顾展，人山人海，每天队排得很长，陈丹青说他是排了一个多小时才进去的，这说明我的东西至少是雅俗共赏。这也是出国以后的改变，如果我一直在国内，也许会追求一种更“高深”一点的风格，显得更像一个有学问的当代艺术家。但在国外，发现西方当代艺术走到今天其实遇到一个很大的困境，一直在一个小圈子里游戏，他们的艺术是偏食的，大量的传统艺术形式都成了博物馆的藏品，你会觉得现在再做那些已经没有多少价值了。

　　记者：批评家尹吉南把黄永砯的“纸浆艺术”、谷文达的“中国简词”、徐冰“鬼打墙”的拓印和你的火药称作海外“四大金刚”，针对中国四大发明来的。

　　蔡国强：可以这样说，但这不是问题所在，外国人也在用他们的文化，关键是为什么用，用得怎么样。

　　我从来都认为，没有祖先对不起我们的事。假如我们认为过去的文化现在没办法用了，是我们对不起他们。不要搞错了，他们在他们的时代做得很好，我们现在做得不如他们好，不要认为传统文化是落后的、保守的。西方文化又怎么样？它曾经非常非常保守，清教徒式的生活限制了它的发展；我们的文化一路走来，相对是丰富多彩、充满激情和开放的。只是近代以来，国家要救亡，民众生活艰难，我们的文化才慢慢走进了一个怪圈。

　　记者：如果有什么会限制你的创造力的话，你觉得可能是什么？

　　蔡国强：生理、心理上的疲倦，不再那样心跳和激动，这是最大的打击。如果别人看我的回顾展觉得，这个人还挺能做的，到现在没有显出疲态，这样就挺好。

　　蔡国强

　　1957年生于福建泉州。1981-1985年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1986年赴日本留学，199 5年移居美国纽约。曾获1995年日本文化设计奖、1995年第46届威尼斯双年展“超国度文化展本尼斯奖”、199 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国际金狮奖、2001年美国欧柏特艺术奖。2001年，负责APEC大型景观焰火设计。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及残奥会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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