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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生面曲高和众——王镛先生访谈

        作者:核实中..2014-06-10 14:11:29 来源:青艺网

          (1/3)王镛

          (2/3)王镛作品:夏山雨后

          (3/3)王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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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镛,一九四八年三月生于北京,山西太原人。一九七九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教授研究生。一九八一年毕业展获“叶浅予奖金”一等奖并留校   执教。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研究室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院院长,文化部优秀专家、文化部美术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艺术创作院名誉院长,李可染画院副院长,《东方艺术 书法》杂志主编,北京印社社长。

        时间:2014年3月25日

        地点:北京衡庐

        受访人:王镛

        采访人:汪俊峰

           汪俊峰:王老师,您好!“王镛现象”是当代书坛的一个客观事实,书法界很多年轻人渴望知道您书法学习中的一鳞半爪,以期有所借鉴,领悟。“文革”结束,高考恢复,书法开始进入美院,浙江美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沙孟海,陆维钊等先生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学生有朱关田、陈振濂、王冬龄等人。您也是那个时期考上中央美院李可染先生的研究生的,您为何没报考浙江美院呢?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王镛:两地是同时招生的。但那时信息不通畅。家里没有电话,人世间还没有手机,浙江也没有熟人。对那边的情况不甚了了。更重要的是,李可染先生预计招收五名研究生,其中一名是山水画兼书法篆刻专业的。除了考山水画,写生创作外,我要加考书法创作、篆刻创作;还要考素描人物、模特写生、动态速写;外加中外美术史、古文、诗词及命题创作等。我觉得这些东西我都能应付一二。中小学时我学的东西很杂,除了书、画、印之外,像素描、油画、水彩,我都摸过,着迷过。虽然画得不好。总之,考“央美”适合我。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初期,还不考外语,否则我就没戏了。上中学时我学的是俄语,当时也快忘光了。

           考前请了半个月假,主要是准备中外美术史和政治。第一关是当值教师审查报考作品,淘汰一大批,还剩二百多人。第二关是请导师们再审查报考作品,在大礼堂拉上线,挂满了。剩五十人发准考证。然后考了六天,课目很多。还有一点,我录取之前与李先生从未谋面。只认识一位刚调入的郭怡孮先生。

           汪俊峰:您考的是山水画专业。李可染先生并不专门教授书法篆刻,更多情况下是您的自觉训练和自我调整,这段时间您是如何自学的?

           王镛:前面说了,我考的是“山水画兼书法篆刻专业”。确实没有为我一人专门开设书法篆刻的课程。但李先生要求我们五人都要多练习书法,他也常讲到书法,尤其是为李先生刻印,几次登门造访,李先生对我讲了很多书法篆刻方面的问题。当时我有记录。梁树年先生书法篆刻都很好,尤其是印,外人不知道,老先生太低调了。

           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你说的“自觉训练”和“自我调整”。首先是多思考。我之前没上过科班,因此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一般人的看法左右不了我。高明人的意见我也要想想是否适合我,是否适合当下阶段的我。其次是多动笔,我知道动笔不能盲目,要有针对性,针对的就是当下自己最薄弱的问题。第三是临摹和创作相结合,这两个方面不能分离开来,否则会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

           汪俊峰:很多人是两者分离的。常见不少临摹能力非常强的书法家,个人创作时却比较糟糕,您开个训练的方子,能简单说说临摹与创作相结合的问题吗?

           王镛:这种情况确实很多。我小时候周围的大人也“教导”我:先临好一家一帖,再如何如何。实践中发现不行。后来悟到了,临摹是个手段,目的是认识书法用笔、结字、章法、风格等等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是存在于各家各帖之中的,这就需要通过各家各帖去比较,然后再加以分析、研究,才可以做到。事物是通过比较才能对其加深认识的。如果长时间只临一家一帖,就没有比较、分析、研究,再说即使临像了,也没有意义。

           学习中,最好每一天都把临摹和创作相联系,交替进行,对待不同书体也应如此。在美院教学中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同时不管是临还是创,都要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进行,才有效果。才不会使临、创割裂开来。

           汪俊峰:当时您关注“浙美”那边书法篆刻的训练方式吗?会怀疑自己的书法篆刻的审美取向吗?

           王镛:前面说过,当时消息闭塞,也无法关注。审美方向是逐步确立的,期间一定是“疑、思、问”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审视书法史,不断认识自我,不断选择、不断调整的过程。同时也是“观物”、“观我”的过程。

            汪俊峰:就书法而言,您觉得从李可染先生身上学到了什么?李先生当年对您的书法风格取向认可吗?

           王镛:首先是李先生本人的书法使我受益良多。在用笔上,李先生行笔较慢,力度很大。他不太关注起笔收笔的形态,而着意于行笔的过程,即行笔过程中的微妙变化和线条的质感。因此点线浑厚苍拙。还有在结字上,多有变形,有时在行、隶之间,还时有篆意,很注重结构的形式美感,对我很有启发。另外,李先生对我讲了不少书法问题,我当时有记录,搬了几次家,小本子一时没找到,应该丢不了,找到了再向你汇报吧。

           说实话,李先生对我的书法风格,有时认可,有时也不认可。比如用笔的快慢问题。李先生当时总强调要用笔慢。这与李先生晚年的书风画风是相符的。我回去后认真的想过,李先生用笔也不是一直在“慢”。55岁之前,用笔也比较快。李先生亲口对我讲过一件事,20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李先生画人物以“快”出名。一位朋友登门想亲眼看一下先生画画。而李先生有一个习惯,画之时有人在旁便分心,下不了笔。这位朋友磨了半天,李先生也下不了笔。他耐不住了,说出去小解一下,李先生急忙下笔,一挥而就,待两三分钟这位朋友回画室后,一张人物画完成了,朋友大惊,急呼“神了”。可见李先生中年时落笔如风,特别迅疾。当然,李先生讲这个故事,一定意义上也有自我否定的意思。像一切大艺术家一样,能经常否定自我,才有进境,才有后来的成就。但李先生当时的人物画,我非常欣赏,除了之前的齐白石,我认为这种简笔写意人物,至今无一人能超过李先生。

           李先生提出用笔快慢的问题,我还是想了很多,就草书看,怀素的用笔从自叙帖来分析,一定很快,当时不少诗人看了怀素表演草书,也写下了很多赞叹其用笔飞快的诗句。但之后,黄庭坚的草书用笔就比较慢。因此我的结论是用笔要当快则快,当慢则慢。要做到能快能慢,快则不失力度,不浮滑,慢要有“内容”,不涣散无力。一切决定于风格取向。

           老师提出的问题,对我的教益很大。使我深入思索。但在风格取向上,我不能完全模仿老师。就像李先生也不是模仿他的老师齐白石、黄宾虹一样。

           汪俊峰:您刚才说李可染先生55岁之前用笔比较快,晚年逐渐慢下来。其实,分析怀素《小草千字文》,点画沉着,用笔相对《自叙帖》慢了很多。当今不少草书名家运笔如飞,慢不下来,是认识的原因还是训练方法的缺失?

           王镛:首先是认识问题,古人说:专务速,则多失势。一味追求速度,一定会丢掉很多东西。长期如此,就养成了一种习惯,慢了就更不会写了。当然是训练方法的缺失。

           汪俊峰:徐悲鸿有一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在某种程度上特别适合当时央美学生时期的您。当时的央美,矢力书法篆刻的好象只有您一个人,孤独前行,是天生审美的原因还是个性的原因?

           王镛:其实美院也有一批钟情于书法的人,像院长吴作人,还有刚调回的朱乃正,及薜永年、钱绍武、桑介吾等,但学生时期的我与他们还不熟。书协也没成立呢,我又不善活动,是有点“孤独”,不过有那么多古人前贤可以私淑,可以通过作品与他们对话,就不觉得孤独了。

        汪俊峰:或许正是这种“孤独”让你不为时风所左右。估计当时您的书法篆刻也受到过不少质疑,“风格另类”。您这种个人的坚持,二十多年后竟成了一种流行,追随者无数,这肯定是您始料未及的吧?现在回味,有何感慨?

           王镛:很是感慨。首先是感到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的审美有了极大提高。另外,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搞艺术就要按艺术规律办事。艺术的核心品质是创造,艺术的生命是创造,这个所谓“创造”,并不是胡编乱造,而是以传承为基础的。不模仿前人,自然被视为“另类”。回顾整个书法史,比如从王羲之说起,每一个新风格的出现,每前进一步,都会遭到“质疑”的命运。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还是幸运的,像我的老师李可染,五十年代中期通过写生刚刚确立新的

           风格,便遭“围攻”。其中有署名刘炳森者就在美协的“美术”杂志上发文质疑李可染先生,大意是李先生的写生画“黑”“野”,背叛传统等等。有署名。有兴趣你可以去查一查。“文革”后期更厉害了,中央文革小组列出一批“黑画家”,其中有李可染先生,在中国美术馆办了一个“黑画展”,动员各行业群众参观,在全国发动一场批“黑画”运动,报刊铺天盖地,并且进入大中小学政治课堂。那种压力可想而知,比起老师,我觉得自己够幸运了吧。

           汪俊峰:王先生插队内蒙古八年,鲜为人知。草原的辽阔,漫天风雪,对您后来书风、画风、印风的形成有过影响吗?

           王镛:肯定有很大影响。生活环境,人生命运的剧变,对一个从小在京城长大,只知道读书的学生,怎么会没有影响呢。审美的认知,肯定是来自于生活的体验与对生命的思考。

            汪俊峰:古人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似乎在您身上也是个例证。那八年中,您练书法,刻印章吗?

           王镛:练过,刻过,都不多,但我经常被抽调去搞宣传。那时仍在“文革”运动中,因此在搞宣传中会抄写大字报,画宣传画,画领袖像,如果写大字报算练书法的话,机会还是不少,但刻印就很少了。有时农闲,或请个假,与同学李淼到村边画画写生,画的是油画,画箱都是同学帮我做的。当时正迷恋油画。总之练的不多,但我带去一些书籍资料,也常翻出来思考琢磨,内心一直没有放下。回京探亲便可大练一通。

           汪俊峰:印象中,篆刻好象是您成名最早也是成熟最早的。翻检篆刻史,才华横溢,旷世才情者,大都如此,赵之谦,吴昌硕等等都是。这一点与油画很象,成大名者,往往青壮年时期就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但书画不太可能像篆刻、油画,甚至文学那样青壮年时期便取得大的成就,您认为是这样吗?

           王镛:我也有同感。篆刻与书画比,进入创作之前,也就是掌握基本技能方面,要容易一点、快一点。因为“篆”的时候,可以反复推敲,多次设计,“刻”的时候,也可以修饰,一刀不成两刀。书画就不成了,当然工笔画除外。总之,篆刻进入创作之前的准备阶段会短得多。油画也有类似问题,其材料工具基本技能的掌握,比书画用时要短。文学与生活积累、生活理念等相关,和年龄关系不大。但晚年才一鸣惊人的确不多。

           篆刻、油画等容易早出成果,但进入创作阶段的难度,并不比书画简单。

        汪俊峰:有评者对您书画篆刻以“重、拙、大”三字概括。我觉得还应加上一个字:雅。重、拙胜于轻巧,大是气象阔大,以雅统之,方是佳境。先生怎样看这几个字?

           王镛:我喜欢的几个字是“大、拙、古、野、率”,其中“古”便包含了雅。关于雅、俗的认识,可以做一篇大文章。雅与俗是对立的两个概念。但雅与俗也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比如王羲之,刚确立风格的时候,被谢安认为“野骛”,弦外之音就是俗书。随着二王地位的上升,又成为“雅”的代表。而这种风格样式经千百年来人们的追摹,已了无生气,结果成了“馆阁体”,成了俗书。当然这不关王羲之的事。再如魏碑,属穷乡儿女造像一类,当时必被看做“俗”。后经碑学运动,被重新认识,也登上了大雅之堂。

           经常见到“雅俗共赏”这个词,我有点疑惑,一个人既赞赏“雅”,又欣赏“俗”,怎么可能?只有这个人或这群人没有好恶感,才能“共赏”。

           你提的雅,确实很重要。

           汪俊峰:吴昌硕、齐白石的出现,震动印坛。吴昌硕以石鼓文入印,清穆雄秀。齐白石胆魄过人,奇肆开张,兼具现代构成之美,您是接吴、齐之气接的最好的篆刻家,您怎么看待吴、齐两位大师的篆刻?

           王镛:不敢当。关于吴昌硕与齐白石的篆刻,如果放在篆刻史上看,都是成就顶尖的,开宗立派的大师。前后不同时期,无可比性,齐肯定研究过吴,只是没有效仿罢了。今天,就我个人而言,我对齐的认可度更高。吴以石鼓文入印,朱文印很成功。而以粗线条,圆结构刻白文印,则差强人意。白文精彩者,多有仿汉印的痕迹。齐的印风则朱白文统一,明晰强烈,前无古人。

           汪俊峰:汉晋砖文,摩崖简帛,古代无名氏书法,充满原始,质朴、粗率及生命蓬勃之美,您书法中的浑朴开张,雅健雄秀的气质主要来自这些吗?是一种直觉选择吗?

           王镛:有直觉的选择,也有理性的分析,更有清醒的取舍。先有选择是不行的。我也见过不少朋友写这类东西,但一看就知道他还不懂其中的美妙所在,人云亦云,听人说这种东西也好,就动手了。能欣赏一种你原先看不懂的美,是需要学习、分析、认识进而转变观念的。先要解决脑子里的问题,才谈得上选择,然后动手,之后还有认识深刻的程度问题,才能不断进展。

           汪俊峰:从您题写的一些扁额、展标、书名、大字对联中,我感受到了颜鲁公那种宽博宏大,字字如庙堂的意味,关于您书法的评论中鲜有提及颜真卿的,能否说说您与颜真卿的关联?

           王镛:我很欣赏颜真卿。七岁时初习字,颜、柳、欧都学过,更喜欢颜。那时谈不上有多少理解,随着年龄大了,对颜也更推崇。欧古板至极,故行书不足观。柳的行书勉强,颜的行书则达到很高境界。《祭侄稿》被评为“天下第二行书”,如果第二指的是时间顺序,还可以接受。但从艺术水准来说,已远超“第一行书”——《兰亭序》。当然这两件作品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也没有可比性。只是我个人的看法罢了。

           汪俊峰:颜鲁公《争坐位》篆籀气息浓郁,您行书似乎也散发出这种古质意味,受过其影响吗?

           王镛:当然受过影响。我很喜欢颜鲁公的几件行书作品,也认真临过。

           汪俊峰:您的篆隶作品,别开生面,大朴大雅,隐约有《好大王碑》《西狭颂》《封龙山碑》《褒斜道碑》和《秦诏版》,简帛,敦煌遗书的消息。不露痕迹,熔于一炉。在结字上宽博阔大,用笔苍而润,毛而腴,奔放自由又收敛有致。我认为,您是近百年来在篆隶上取得巨大进展的几位书家之一,比肩前贤,不遑多让。您怎么看待自己的篆隶书法所达到的高度?

           王镛:我的篆隶书创作,自己觉得下的功夫还不够多,还不够稳定。但我有一个认识:晋唐以来直至明代,篆隶书都不值一提,其中有社会的、历史的原因。清代碑学倡起,篆隶书才得以复兴。也许是时间还短吧,篆隶书的创作研究仍处于初、中期的阶段。先秦篆书、两汉隶书的精髓,仍有许多未被发掘。有很多问题等着我辈去解决。解决不了,只能留待后人了。

           汪俊峰:当代以篆隶名世的书家中有您欣赏的吗?对想在篆隶上有所建树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王镛:没有,真的没有。有时偶见一些令我激动的作品,但往往是作者的灵光一现,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风格。而有些作者经过努力,“风格”形成了,“程式”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艺术品质,艺术感染力又下降了。我也有这个通病,需要继续努力。

           汪俊峰:先生是胆敢独造,勇于不敢的书法大家,章法布局,不落时俗。您的条幅、手卷、册页作品中常见一些断句的小句号,此举似乎只在明末清初王铎,晚清何绍基,近现代吴昌硕,齐白石等人的诗稿或信札中出现,真正在书法创作中使用,您是第一人,书法界、收藏界很喜欢这种天真烂漫,此举什么时候起?主要受什么影响?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镛:古人的古文不用标点,能“断句”是古人的基本功。其实你谈到的王铎、何绍基、吴昌硕,齐白石,在我的印象中,他们的信札也不用句号。那时期文稿,信札中的“圈”,是作者认为的重点记号,与断句无关。

           我写行草书用“句号”,是几年前开始的,还是受了古人文稿中画重点圈记的影响。我觉得用这个不断出现的“小圆圈”,一是有点“小意思”,更重要的是会增强作品的节奏感。

           汪俊峰:您认为天赋、勤奋、眼界、思考、名师,人生不可重复际遇,对一个书家来说,哪个更重要?

           王镛:我认为思考更重要,天赋如果缺乏思考,会逐渐泯灭,变为平庸。勤奋缺了思考,会没了方向,越练越糟。眼界没有经过思考,也不会提高,名师教得再好,没有自己的思考,只能盲从,也不会受益。

           汪俊峰:有一个问题一直疑惑,当代很多名家,有的谨守一家,有的谨守一体,或泥古不化,或为市场所左右……越写越差,早年生机意境,渐渐消退,甚至消失,挺可怕的,您能说说个中原因吗?

           王镛:你已经说出了大部分原因,还有就是你上面提到的,缺乏思考,勤奋,有的始终提不高眼界,也很常见,懒于思考,不能打破成见,是个通病。志向不高也是问题,想守成,是守不住的,因为人是活的,重复劳动式的“守成”,干手艺活会越来越精,但搞艺术却是大忌。

        汪俊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以前一些名气特大的书法家有了不同的认识,譬如说沙孟海,现在觉得他中年之前楷书学苏东坡,行草学黄道周,写得厚实有法,却未见新意。晚年极负盛名,笔墨似嫌粗糙,使转生硬。您怎么看沙孟海先生的书法成就和他的遗憾?

           王镛:你的见识很高。我觉得对当代人的评价,还是留给后人来做更公允。

           汪俊峰:在您的山水画中,骨法用笔,点线抒情性特别强,气象宏大,精神焕发。有股勃勃生发的正能量,愈读愈过瘾。先生心仪吴昌硕、齐白石、李可染、黄宾虹,您山水画中的气质是否主要来源于他们?

           王镛:四位先生确是我最景仰的。不受影响怎么可能?尤其是主要画山水的黄、李二先贤。从他们的作品中学到很多东西,得到很多启示。

           汪俊峰:您的山水画笔墨洗练、恣肆,似与石涛有心契处,偶合还是受到过石涛的影响?

           王镛:石涛我从小就喜欢,但后来更喜欢八大,石涛在小品的构图上时有新意,但八大的境界更高,且笔墨洗练,造型独到。

           汪俊峰:书、画、印三者兼擅,俱臻一流的艺术家从来就不多,您是如何兼顾,齐头发展的?您时间如何分配的。

           王镛:书、画、印这三者,我从小就很喜爱。后来觉得,这三者骨子里就是一回事。此长彼进,此落彼消。至于时间,不能分配。三者毕竟有别,学习、创作是兴之所至的事,这一件干不下去了,没兴致了,就干那一件,一切顺其自然。

           汪俊峰:在书画市场,您是红得发紫的明星,曲高和者众。您怎样看待当下火热的艺术收藏?

           王镛:我觉得重要的是有责任心,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件作品,不能应付。艺术家热爱的是艺术,钱在其次。回想自己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自幼学了三十年艺术,从未收入过一分钱,为什么?因为爱艺术,后来进入商品经济,才有了笔酬。有人收藏你的作品是好事,但也应激励你不断进步。才能不辜负这个收藏群体。

           汪俊峰:书画家更要守得住寂寞,坚守书斋,要有十年图破壁的劲头,这一点,您有什么要告知年轻一代书画家的?

           王镛:耐得寂寞不太容易,尤其是当下。我觉得主要是你对艺术的态度。如果认为可以通过艺术去谋求功利,肯定就耐不住寂寞,不是“耐不住”而是根本不想“耐”。耐得寂寞是为了提高艺术,而提高艺术也想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样一来,就有捷径啦!通过结交权贵,通过经营炒作。都可以获得有话语权的人的所谓“认可”。耐得寂寞,只能得到有眼光的专家的认可。哪个更值得?人生观不同,结论也不同。前者可以风光十几年,几十年,但在历史长河中,肯定是昙花一现。

           汪俊峰:最后一个问题,您正值艺术盛年,对未来十年有什么想法?

           王镛:不能算盛年了吧?对未来十年,只觉得各方面都需要再学习,再提高。精力却差些了。以前常干个通宵,现在只能熬到半夜两点了。一步一步来,继续努力吧!

           汪俊峰:谢谢王老师精彩的回答,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访王老师。非常感谢!

           王镛:好的。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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