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王久良：垃圾围城里的摄影师

和普通的地图不同，王久良的地图上密布着黄色的标识，那是他拍摄过的北京周边大型垃圾场。这样的黄色标识有400多个，像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将“北京市”围在当中。

从2008年10月开始，王久良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走访了北京周边的大型垃圾场，拍摄了4000多张照片。这些垃圾场往往有上万平米规模，密布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附近，环绕着这座城市。王久良给自己这个尚未完成的项目命名为“垃圾围城”。

在不久前举办的第五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王久良因为这组尚未完成的作品而获得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

被垃圾改变的生活

王久良曾经考上过3次大学。1996年王久良高中毕业，考上了山东的一所大学，但因为觉得“没意思”，上了一段时间便主动退学。再回到高中复读了两个月文化课之后，顺利考入西安的一所大学。在西安读了一年多，王久良又觉得“没劲”，决定报考传媒大学摄影专业，在回到高中复习了两个月之后，他成为传媒大学里比别人年长7岁的“新生”。

1997年王久良就在济南建立个人摄影工作室，在传媒大学期间，连续三年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王久良对自己的摄影专业课成绩非常得意。

2008年，为了拍摄《鬼神信仰》，王久良回到了在山东乡下的老家。在田间地头，他看到了无处不在的装农药的塑料袋。小时候家里不是用棕色的瓶子装农药吗？一瓶可以用一年。但现在每用一次，就会产生一个塑料袋。

王久良并不知道塑料袋的化学成分，只是想到不容易降解，而到处扔的袋子，肯定还有农药残留，会对水源造成影响。小时候曾经捉鱼抓虾的小河，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怎么会变成这样？王久良问自己。

回到北京之后，他马上骑着摩托车到处找垃圾。最初是想拍摄一组针对商品社会消费主义的作品，垃圾只是其中的背景。王久良拿出三次高考的精神，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甚至开始自学化学。随着研究的深入，背景逐渐转变成了主角。

在北京，究竟有多少垃圾堆？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王久良很难知道。他找到房山区在奥运会前的一个详细的统计表，这一个区就有100多处垃圾场。统计表上还列出了各个垃圾堆开始填埋时间、垃圾库存量、地理位置和占地面积等。王久良把超过一万平米的都标出来，在他看来，那些一百平米的垃圾场，都只能算是“小垃圾堆”，不在拍摄范围。

“当距离垃圾填埋场3公里的时候，就能闻到刺鼻的味道。大型的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合建立在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的地方的，而北京恰恰符合这两点。”王久良现在俨然已经是城市垃圾处理专家，说起北京的垃圾处理数据来如数家珍。“现在北京正规大型垃圾填埋场是16座，而且北京近郊的，5、6环之间的是8座，可以说就在大家身边，没有地方可以再建垃圾场了。北京现在垃圾生产量是每天1.84万吨，这是一个相对可靠的数据，垃圾填埋场现在是超负荷运转。”

钱一直是困扰“垃圾围城”拍摄的问题。拍摄过程中，王久良把个人的需求降到最低点，住便宜的小旅馆，不带换洗的衣服，能吃到什么就吃什么。

一年多里，王久良为了拍摄“垃圾围城”已经用掉了10万元，大多来自画廊、朋友和批评家们的资助。那些给予钱和物支持的人，都有着和王久良相似的看法，希望他去完成他们做不到的事。“连州摄影展年度大奖的奖金有1万元，销售以前的摄影作品也还有一些钱。”究竟还能坚持拍多久，王久良心里也没底。



垃圾地图

“垃圾围城”系列的图片都以垃圾场所在的位置和坐标命名。

在标注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官牛坊（40°09′06″N ，116°22′14″E）的照片中，一座大型垃圾场就在小河边。以远处电线杆为背景，牛群正在垃圾场内寻找食物。那些黑白相间的奶牛来自附近的养殖场，它们每天在受到垃圾污染的小河里喝水，喝足水之后再到垃圾场美餐一顿。在照片的背后，这些垃圾堆上的奶牛们产出的奶可能正从养殖场运出，分别被送到各大卖场，最后被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喝下。

编号为“08”的照片拍摄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黄瓜园，这里地处朝阳区与通州区的交界处，是一座存量巨大的垃圾山。在王久良的作品中，近处是堆积的粪便，不远处则是已经建成的高档社区。

编号为“111”的照片，拍摄的也是永顺镇。画面右侧，一个人站在一辆抽粪车上，正在倾倒未经任何处理的粪便，这样的倾倒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王久良找到了400多个类似的垃圾场，用掉400卷120胶卷。连州摄影展上展示的，只是从4000张图片中选出的一小部分。王久良的QQ 头像是一辆摩托车，那是他拍摄“垃圾围城”的交通工具。最初，王久良开着摩托车“跟踪”垃圾车，用这种笨方法寻找垃圾的去向。通过这个笨办法，他到达了北京周边一个又一个的垃圾场，把确切的地点一一标注到“垃圾地图”上。随着地图上代表垃圾场的黄色标志不断增多，摩托车的里程表也达到了7500公里。

王久良还在不断完善着“垃圾地图”，在最终的版本上，还将标注每个垃圾场的详细地点和规模。“我的目标是达到12500公里，实现两万五千里长征。”



愿意放弃作品版权

垃圾与污染近年来正在成为国内外摄影师关注的对象。而与那些将垃圾场的细部放大，通过令人作呕的画面震撼观众的照片相比，

“我要代表大众去冷静地看这些垃圾场，相对客观、不带主观色彩地，去呈现垃圾场的基本状况。”为了突破镜头本身的视角局限，王久良使用了数张照片拼接的办法去完成大的场景。但为了保证每一张图片的原始真实性，他拒绝采用数字技术去完成天衣无缝的拼接，因此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拼接缝，这也让他的作品带上了鲜明的性格烙印。

王久良不愿“垃圾围城”当成艺术品，也不愿别人以艺术品的名义把这些片子拿去卖钱。他一直让大家把“垃圾围城”想象成证据型的图片，证明早已存在的基本事实。

“王久良用一年多的时间把一个城市的垃圾现状记录给我们看，令我们震惊。”摄影评论家鲍昆说，“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垃圾之后看到的是那些现代景观的崛起，它们是那么美丽妖娆，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王久良甚至表示，放弃自己对于“垃圾围城”的版权，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只要是对于垃圾围城的现状改变有帮助，可以随便拿去。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垃圾围城”，他还要制作一个深入的纪录片，希望可以生动而详实地说明问题。

“我们不谈艺术，只看事实。如果做某个事情没有对良性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那等于白做，做了有什么意义？难道仅仅是为了做展览，给一帮摄影评论家、一帮摄影媒体去看吗？我更希望看到我片子的是每一个普通民众、各级政府的环卫部门。毕竟垃圾跟我们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生活在北京，我们吃菜，我们喝水，我们呼吸空气。”



B= 外滩画报
W= 王久良

B: 将垃圾纳入镜头中的摄影师在国外也有，他们的镜头中，垃圾堆积成山，触目惊心。但是你的图像却显得比较平静，甚至有时候要仔细辨别才能分辨垃圾。这么处理的初衷是什么？

W：我首先是想相对客观地表现垃圾场的基本形态。刚开始拍垃圾场的时候我就考虑过，如果展现脏脏的垃圾场，觉得意义不大。我更多考量的是垃圾场和周边环境的关系，这才是重点。环境又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人文环境。比如说我拍大兴区的两个垃圾转型站，周边全是菜田。大兴是北京的“菜篮子”，所有大卖场的蔬菜都来自这里。当这么一个垃圾场对地下水造成影响，浇水都取自地下的时候，那么这个垃圾场就跟我们有关系了；当我们喝着牛奶的时候，垃圾堆上生长的奶牛跟我们没有关系吗？当我们吃涮羊肉的时候，羊整个冬天都在吃垃圾，一直在生病，羊倌不停地给它们注射抗生素，跟我们没有关系吗？

B：你先后拍摄了几百个垃圾场，并且自制了一幅北京周边的“垃圾地图”。在最初拍摄时，你是怎么寻找并确定自己的拍摄对象的？

W：首先一点是这些垃圾场客观而普遍地存在。前期我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对整个垃圾问题作了一个“补偿性”的学习。对于如何实施拍摄计划，首先是实地考察，我在北京周边已经发现了很多处垃圾场，我也曾经去寻找、观察了几处。然后我借助Google　Earth 上的地图，标注了13座大型垃圾填埋场。根据已经去过的野垃圾场，我在北京五环到六环之间锁定了400 多个具备相当规模的目标，成为我的拍摄对象。

B：拍摄“垃圾围城”一年多以来，你的生活有怎样的改变？

W：很多方面有很深刻的影响，和我一起工作的纪录片摄像师现在都不吃肉了。我家人、朋友看到我拍的片子之后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自觉地向环保的方向去靠。这很好。我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极端的环保主义者，我也是人，也是制造垃圾的一分子。但是对垃圾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之后，就会有效地克制自己不必要的欲望。

在整个社会的大潮中，我们都是被裹挟进其中的。比如坐火车时，饿了，要么吃方便面，制造一个大大的面桶；要么吃盒饭，产生一个塑料袋和一个泡沫盒。我们现在用的舀子和扫帚什么的都是塑料的。但在我小时候，老家种葫芦，葫芦一劈开就是瓢。美丽的植物生长出葫芦，然后制成一个瓢，多美的东西。用坏了也没有关系，随手一扔，很快就降解。

我现在出门，都是自带牙刷和毛巾，宾馆的拖鞋我从来不穿，宁愿赤脚。我在一个废品回收点见过海量的牙刷、梳子、一次性沐浴液的小瓶瓶，很可怕。把牙刷和毛巾放自己的旅行包里，本身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些习惯养成之后，还是能节约很多东西。

我接受媒体的传播，希望传达给更多的人。后面的创作还要跟进，我想相对深刻地改变人的内心，如何让人养成好的习惯，认识到浪费和污染的危害性，从而改变自己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减少垃圾排放，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源头。

B: 最近一次的拍摄是在2010年元旦之前，几千张作品之后，你是不是已经对垃圾麻木了？

W：拍摄初期和拍到后面是不一样的。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我还是愤世嫉俗的、愤怒的。后来就越来越冷静，或者说冷酷也可以。冷酷当中还夹杂着忧虑。刚开始是咬牙切齿，一进垃圾场立马感觉进入拍摄状态；但拍到最后，我进入垃圾场，先是退后三步，先找个安静的地方停下来抽根烟，再去看。那时候心情很复杂，想到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拍摄的风格，影像上的呈现也有变化，最初拍的大量的片子，更接近传统纪实。

B：你继续做“垃圾围城”的理想和生活的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你刚刚结婚，在北京的生活如何继续？

W：当你把生活水平降到最低的时候，也能过得下去。平时吃饭都在家里，出去拍片子往往是半个月，再回家两天，换换衣服，补充胶卷什么的。那半个月就是能吃什么吃什么，住最便宜的小旅馆。因为我知道钱来之不易。

像其他普通的、正常的女人一样，我老婆对房子、生活的要求是存在的。如何让她平稳地生活，而且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主要还是灌输价值观念，让她感觉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她很善良。我无所谓的，一个人是能很简单地生存下去的。但是说心里话，谁不想让家人过得好点？